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解决当前城市群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本文选取京津冀13个地级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2)数字经济通过产生技术创新效应,间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驱动效用存在异质性,在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城市并未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拓宽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视角,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建设与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作为重大议题之一,公众参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采用城市与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公众参与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公众参与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公众参与对数字经济抑制空气污染的强化作用在本省份内是显著的,而对周边省份的强化效果并不显著。为促进中国环保工作高效开展,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建设;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强各省间数字关联性。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智慧物流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智慧物流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智慧物流发展与经济之间存在契合性。经济发展能够为智慧物流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智慧物流的发展反过来又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该文首先使用熵权-TOPSIS法构建复合智慧物流衡量指标,然后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对智慧物流发展水平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利用2015—2021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区域智慧物流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智慧物流发展水平虽然差距较大,但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不断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R&D经费投入强度的增加等这些经济要素都促进了智慧物流的发展,并且它们在促进本地智慧物流发展的同时对周边城市的智慧物流发展产生影响。文章结合模型检验结果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物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交流和培养及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疫情之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消费、投资两大引擎均呈现显著的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通过对“非典”时期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和互联网发展程度相比“非典”时期有显著变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电商送货、在线办公等数字经济产业是我国应对疫情不利影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稳定就业的新引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后,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继长三角、殊三角之后第三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目前区域内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已具有一定规模,但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摒弃地区孤立发展的传统观念,把一些事关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到区域一体化的大框架加以综合考虑,并辅以一些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一项十分肾迫的战略任务。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但高层面的区域战略目标、管理机制并未真正形成。为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朝着一体化目标迈进,促使该地区经济系统中整体优势的发挥,本文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应在四个方面率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构想。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科技创业的影响：孵化支持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业都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长三角地区2011—2018年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影响科技创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对科技创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孵化支持对数字经济促进科技创业发展起到了中介作用;长三角地区不同（人口）体量的城市,数字经济对的科技创业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为此,研究建议长三角地区各政府树立合作意识,培育和扶持科技创业企业,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科技创业政策。     

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

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显,实施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潜力巨大,但目前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区域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强有力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和调节基金等.因此,应着重从组建京津冀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权威性协调机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发展基金制度、搞好协作交流、建立常设的信息管理机构、区域资源补偿制度等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基于我国中部地区82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采用WLS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及截面门槛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效应、条件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体呈现挤出效应;同时,在差异实体经济水平的条件下,数字经济的挤出效应恒定,但影响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此外,数字经济的倒"U"型影响,证明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存在影响"门槛".因此,我国中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数字经济规划,加强数字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完全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动能.     

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及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

技术邻近能够促进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基于微观专利数据对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内部,天津、唐山、邯郸与其他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高,北京的技术结构与津冀差异较大,北京与津冀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低,且弱于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技术邻近性不足不仅导致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京津冀地区间的创新联系与合作。因此,未来应着力提高京津冀三地的技术邻近性,从而为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奠定基础,包括：加强京津联动,发挥京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主引擎作用;根据地区间技术邻近特点,加强京津与河北重点城市的协同创新;加强北京创新资源和津冀技术需求的对接,从技术邻近出发理顺三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关系;加快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通过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提高地区间的技术邻近水平。     

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其解释——基于空间自相关与网络分析法

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自相关LISA分布图,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采用网络分析法,建立两两区域VAR模型,构建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剖析京津冀各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研究发现,京津冀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效应整体偏弱,各城市间的分工特点不够明显;京津冀每个城市在空间上是普遍联系的,但各城市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总体偏低,经济协作与产业分工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进一步密切京津冀各城市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应提升产业分工层次和水平,巩固提升"京津唐"发展轴,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非首都功能的承接能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分析

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可以使各县(市)明确自身在全省的相对位次。文章以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为切入点,探讨了河北省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并提炼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提高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化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从区域空间关联视角出发,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和现实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3—2019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溢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对创新溢出的影响不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丰裕度则对创新溢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分行业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集聚度和丰裕度对创新溢出的影响效果不一致,丰裕度的提升更有助于创新溢出。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集聚对区域技术输出和技术引入的作用不同,各行业集聚度提升不利于技术输出但有利于技术引入,而丰裕度提升既有利于技术输出又有利于技术引入;区域之间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技术输出,而对技术引入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市的面板数据,以Super SBM-DEA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合效应双重视角,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从独立效应看,中国OFDI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地绿色经济效率,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会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发挥积极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从联合效应看,OFDI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联合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这一正向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意味着通过OFDI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是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优选路径;OFDI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联合效应有利于我国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该效应并不能完全消除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邻近地区环境的负外部性。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数字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既往研究囿于模型构建的局限,忽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空间交互关系以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可能会使参数估计结果出现严重偏误。文章基于中国10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生交互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内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显著的正面交互作用,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可双向促进;而在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均存在显著的负面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数字经济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实体经济增长,并且邻近地区实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也会给本地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识别了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条件性特征与阶段性特征。最后,基于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与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进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县域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育与城乡、政策、生产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出发,“城镇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政策经济循环”共同构成了县域经济循环体系,集中体现了县域经济主体和空间的相互关联。但由于循环中存在摩擦因素,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复制成本和追踪成本会阻碍县域经济循环和经济内生增长,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减少县域活动的四类经济成本提升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持续推动要素信息数字化,加快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同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步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减少三道“数字鸿沟”导致的福利损失,以数字能力建设全面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