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逻辑——辩证法内涵逻辑的历史存在论考察

辩证逻辑区别于形式逻辑的关键在于辩证逻辑是有内容的内涵逻辑。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是对辩证法作为内涵逻辑的理论自觉。黑格尔改造辩证法的启示意义在于,真实把握作为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逻辑内涵需要以存在论的历史观为参照,存在论的历史观对生命意义问题的关切是辩证法作为内涵逻辑的重要保证。生命意义问题既是关涉辩证法有无内涵和有何内涵的核心问题,也是透视辩证法理论旨趣的基本视角。     

重议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从潘梓年的逻辑观谈起

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我国先后进行了两次逻辑大讨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都是中心议题之一。潘梓年是我国知名的逻辑学家,他积极地投入了这两次讨论,并且所持的观点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分析潘梓年的逻辑观,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历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促进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存在论到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演化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演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概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哲学主题的形式演化可归结为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社会历史存在论 ,列宁、毛泽东时期的认识论 ;当今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时期的实践论 ,不同时期的哲学主题的凸现主要是由社会现实、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辩护到批判——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动因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要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对立与分裂问题。在同一前提下,马克思为什么要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这就要求我们再次回到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分析辩证法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中去发现马克思与黑格尔解决现代分裂问题的辩证法的本质不同。黑格尔以“现实的理念”的辩证运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方式,其现实意义在于对现代资产阶级提供辩护,其实质是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发展的合理性提供哲学的表达。马克思则打破了黑格尔辩证法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的思辨逻辑的意识形态壁垒,重新发现辩证法所依托的现实的历史及所批判的现实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发现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关键是资本,这为中国现代建设与新时代发展提供了启迪。     

理想休闲状态的批判性思考——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并没有直接涉及休闲问题,但是其辩证法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重视中介和将事物看作发展的过程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刻而具体地认识理想的休闲状态以及如何达到这种休闲状态,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理想的休闲状态中的闲适与自由都应该是具体而丰富的,这种状态的达至,并非一蹴而就或毫不需要我们的付出,而是要经历一种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过程,尽管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过程。     

从主体自由的视角看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核心矛盾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作为伦理异质性环节的市民社会,其核心矛盾表现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冲突。这一矛盾主导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展开,乃至于黑格尔整个政治哲学的理论走向。     

辩证法的现代生成理路——从认识本身反思辩证法的一次尝试

传统辩证法由三条线索构成：一是为克服康德哲学的局限。实现了主客具体历史地统一;二是为获得意识引入对立统一;三是为获得真理的全体性采取了否定性的形式。而我们运用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主客合一的无条件性,超意识的视域以及时空的一体蕴涵性,实现了从认识本身对传统辩证法的现代性反思,为辩证法的现代生成提供了新的创造契机。     

物性、物、物质的逻辑进程——论黑格尔的物质观

“物质”为何？现在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包括电子和夸克。这二者皆为最小的粒子,之所以说是最小的粒子,是因为电子和夸克不能再由比之更小的粒子组成。但是,科学与哲学的视域不同,出发点自然也不尽相同。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世界中,尤其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他对物或物质的解析有基于物质世界的,也有脱离形下社会的。     

存在论视域下的技术敌托邦与超越——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谈起

现代技术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技术已不再是被动地顺从和适应自然,而是展现为一种“强求”的力量。人类成为了在唯一权威的存在者意义上的“关系的中心”,技术却沦为一种貌似主宰一切的反面乌托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技术学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较为独特而有价值的技术研究视角,但他对如何克服技术的思考显得有些悲观。而作为一个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学是解决技术问题较为有益的启示。他认为要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就不能仅仅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外在性因素来考虑,而是要将它们融会到技术的设计之中,使这些考虑成为技术的内在因素。     

从内涵逻辑的观点看传统逻辑的若干缺陷 往往

界说内涵逻辑的概念基础与命题形式 ,以此为根据分析传统逻辑作为教学体系在基本范畴的定义方面存在的含混之处 ,说明传统逻辑所讨论的一些推理有效性的恰当性条件。     

“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新解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是人类最重要的两种认知方式,两者共同"哺育"了人类文明。但是,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有着根本的不同,两者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辩证法是一种"人"的逻辑,而形式逻辑则是一种"物"的逻辑。辩证法立足于人的生存性存在方式,它在思考人及人类社会时遵循自我呈现原则、辩证原则和自由原则,辩证法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矛盾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形式逻辑立足于物的现成性存在方式,它在解释自己的对象时遵循对象化原则、知性原则和本质原则,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封闭性、无矛盾性和非历史性的特征。     

从人的革新看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对人的革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大学》开篇就讲到要"作新民",宋明时期更是对新民思想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到了近代,在民族危难之际,能够突破封建藩篱、具有进步观念的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的复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近代,人的革新的问题再次突显出来,"新民"的呼唤也成为席卷社会的思潮。通过对人的革新这一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革新本身体现着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而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人的革新的历程,也恰恰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     

从政府视角看中国教育的公平现状

政治与教育的关联性决定了政治学是理解教育公平的重要视角,政府作为主要政治主体,对教育公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本文从政府这一角度从政府管理体制和政府理念两个层面对当前中国教育公平现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政府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政府理念的转变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     

马克思：直接性定在向他物转换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中,对黑格尔的《小逻辑》进行了专题性的哲学摘录,从而留下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一重要文本。具体内容为《小逻辑》中“存在论”第83—111节的摘录,其核心是消除现成性存在的反思性的辩证法。在这里,有质的规定性的定在的内部,已经包含着对存在与他性存在、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也就是说,定在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定在概念的出场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矛盾统一关系场境。如果回到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经济定在,都会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矛盾统一关系场境,这是走向本质批判的必然通道。     

从《论语》中的天命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灵观念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派系儒学的奠基性和主导性文献,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基本观念。《论语》中所包涵的丰富的天命思想为探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灵观念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和宝贵的资源,其中所透溢出的心灵、神灵、天命三位一体的神灵存在论,各有专属、各施其用的神灵功用论,超常人格或超常时刻的通灵观念,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神灵观念和信仰意识。因此,立足《论语》天命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灵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视角下的社会主义——也评奥尔曼否定市场经济的观点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尔曼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即“内在关系的辩证法”。用这种“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来审视社会主义,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即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可以实行计划经济;但基于“双半社会”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可以理解的。     

从传统文化看国人的计划理念

子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第二十章）“豫”指事先准备，即是计划。中国人重视计划，因为沟通、谈判事先有计划，就不会理屈词穷；事先有计划，事后便不会后悔；行动有计划，就会很少遭遇困难。中国人更擅长计划，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中国人的计划理念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     

从生命论视角看文学创作向内转的文化意义

本文通过哲学、宗教、生物、心理等对生命活动的分析,得出文学以其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对人类的生命活动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释。它的解释包含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及其意义的哲理思考,它关怀人的生命活动的终极问题,“人的生命活动”的艺术展示和解释过程,也是最能发挥文学形象化和具体性的优长和特性的过程。     

从汉语修辞特征看汉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的精神机制

汉语修辞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态、特征均受到文化结构中深层机制的制约。而这种深层机制，就是文化主体的精神机制。从文化传承角度讲，这些精神机制主要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制约着语言、行为等文化结构中的外显形式。因此，透过汉语修辞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探知汉民族先民们独特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