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经典《红楼梦》与《红楼梦》的经典化

经典《红楼梦》与《红楼梦》的经典化,是通过基础性平台建设、专门性研究以及现代性传播来实现的,它既涉及原著的作者、最初的评者,也涉及广泛的读者和传播者以及专门的研究者.《红楼梦》的经典性是通过该著在后世的广泛阅读和传播、不断深入研究和反思的过程得以证明,而不断证明其经典性的过程,也就是其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红楼梦》及其研...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母性原型探迹

作为生活在亚洲同一文化圈中的中日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上的渊源联系。对中日两部文学经典——《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就母性原型意义进行深层探视，分别从母亲角色、花园意象和神话原型三个层面作出母性意味的阐释比较，以为中日文化固有的因缘联系展示出新的文化景观，探寻出新的文化意义。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后序

我现在才认识到要解悟《红楼梦》实在不易，我直到评批完这部书，对《红楼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书，对康、雍、乾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作者都有极为尖锐的抨击。但《红楼梦》又不是一部政治书，而是文学，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极高极强的长篇小说，其成就之高，可列于世界文学之冠。     

经典建构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策略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与翻译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赞助商以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本文从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视角来研究《红楼梦》两个英语全译本的译者翻译策略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红楼梦》原始作者是曹硕

作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曹硕。曹硕，字竹明，乃曹寅之侄，曹雪芹的伯父。曹雪芹增删修改甚至重写《红楼梦》，使之达到了世界第一流文学巨著的水平，功不可没。     

翻译文学的陌生化取向——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

陌生化理论给翻译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探讨陌生化手段在翻译文学中的运用,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对象变得陌生,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从而延长审美感知历程。     

《红楼梦》随笔——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红楼梦》是我国小说文学难以超越的高峰,曹雪芹的身世体验和学识才华,为其创作《红楼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红楼梦》原型的探讨,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问题之一,"红学"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学术活动和专门学问,各种不同学派相互交错,形成独特的研究领域。《红楼梦》提高了后学者对封建社会的认知,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纲常,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晴雯等叛逆者的典型。在创作的方法上,该书融诗、文、词、曲于一体,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后四十回的功过问题,希望能够有更多新的遗稿出现,更希望能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写出有更高水平和见解的论著,使红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兼批红学研究的种种误区

一百多年以来,《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被无限夸大、无限神化,抬高到了不恰当的地位,形成了对《红楼梦》的文学迷信和文学崇拜。作者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红学家们说的那样高,曹雪芹也没有超出封建文人的思想水平。本文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质疑。     

如何经典，怎样存在？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的新特点及其反思

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由神圣高雅走向交互通俗。这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经典去经典化与被边缘化的隐忧。文学经典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交互化、影像化、碎片化特点,进一步导致了文学经典的泛审美化。这呼唤着我们明确文学经典的标准,坚持正确的文学审美原则,并充分利用电子媒介的力量,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改编的通俗性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改编基本上是由相对高雅的文字艺术转变为通俗的表演艺术。通过改编,文学名著可以大规模地迅速普及到一般人群。文学经典的建构主要由文学作品在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来完成,改编是文学作品在两者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并由此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世代累积型经典,其经典性的孕育和生成,明显有赖于民间相关改编;文人独创型经典,改编对其经典性的确立有显著促进作用。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史秩序·经典·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文学性：文学经典界定尺度的悖论性处境及其跨越

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关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学性"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晶。由于"文学性"的本质性和流变性,使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尺度显示出多重悖论性处境:其内涵既具有理性上的本质主义又具有经验上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既树立权威性又否定普遍性;在操作规程上既表面重视单一的文本特征又深层涵盖多重累积性因素。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或重构,必须跨越这些悖论性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