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农村衰落已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但相关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以遗产保护为前提的特殊农村地区,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下称“三产”）融合发展,如何量化“三产”融合度,研究尚待深入。基于对农业文化遗产特点、资源特征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等方面的分析,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并构建了由产业融合度与劳动力融合度组成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方法体系及具体核算方法。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十大片区所在的8个乡镇为对象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度分项指数间越均衡则产业融合度越高;各乡镇分项指数和产业融合度的数值皆很小,有巨大的“三产”融合发展空间;新街镇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融合度领先,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最大;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的产业融合与劳动力融合有较高的正相关性（r=0.67）,显著水平在10%以下（P=0.069<0.1）。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在本地就业,对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农村衰落已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但相关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以遗产保护为前提的特殊农村地区,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下称"三产")融合发展,如何量化"三产"融合度,研究尚待深入。基于对农业文化遗产特点、资源特征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等方面的分析,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并构建了由产业融合度与劳动力融合度组成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方法体系及具体核算方法。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十大片区所在的8个乡镇为对象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度分项指数间越均衡则产业融合度越高;各乡镇分项指数和产业融合度的数值皆很小,有巨大的"三产"融合发展空间;新街镇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融合度领先,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最大;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的产业融合与劳动力融合有较高的正相关性(r=0.67),显著水平在10%以下(P=0.0690.1)。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在本地就业,对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     

科层制度视角下旅游地水资源治理的演变研究——以哈尼梯田为例

旅游业的可持续依赖于各项环境资源的投入及其科学有效的治理,而旅游地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仍有待深入。水资源作为一类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是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哈尼梯田核心区为案例,以水权科层概念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大众旅游发展前后目的地水权结构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1）政体变动和大众旅游业的发展是促成目的地水权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从赋权体系和分配方式两方面影响用户的水资源利用实践;（2）旅游情境下,目的地用户主体的异质性增强,水资源稀缺性提高,商品化趋势明显;（3）科层结构下,集体层级的决策实体作为连接国家层级决策实体和用户层级的中间层,只有充分发挥其监督管理的治理职能才能促进资源的公平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案例地水资源治理以市场力量为主导,而政府管理存在一定缺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研究——以农业文化遗产地安溪为例

因合作模式与机制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理想。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茶产业为案例,使用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获取数据,采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安溪四类茶产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选择成因。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合作通过稳定茶叶原料数量和品质的供应,可减少市场端和供应端的交易费用来获得稳定收益;企业负责人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更有效,可实现多方共赢;产业基础、发展定位和资源基础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的选择,导致一地多模式现象;有效监督机制是保证其与农户长期合作共赢的关键;选择合适模式和机制与农民合作,可助其有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以武汉市的调查为实证

农业环境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乡村适宜景观地保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克服农田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农户逐渐向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的方向发展。以武汉市农户的调查为实证,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交易市场,从减少农业负外部性行为,对农民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施用所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的角度,测算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补偿的意愿及额度。研究表明:①当化肥农药施用在减少50%、100%等不同的限制标准下,受访农户愿意生产及供给农田生态服务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并认为政府应分别向农户补偿3 928.88~8 367.00元/ hm²·a,与农户按生产经验判断的减产幅度、增加的管理难度和工时相近;②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受访农户中愿意生产并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的农产品的比例在54.29%~82.12%,愿意以高出当前普通农产品1.65~2.67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价格增幅在42.52%~68.45%。     

三元向度下农业生态补偿的金融支持——以绿色信贷为进入路径

实践中,缺乏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健全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难点。健全农业生态补偿融资机制对于确保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加大政府扶持,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强化银行的社会责任,     

满足城市食物消费需求的农业生产碳排放研究——以宁波为例

食物消费相关的农业生产阶段的碳排放研究,对于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选择和低碳农业技术与管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宁波市为例,采用生命周期分析与环境投入产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其2012年居民所消费食物在农业生产阶段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研究,分析不同食物及不同排放源的排放特征.结果表明,粮食、猪肉、水产品和牛肉对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最大,分别占28%、25%、10%和9%;粮食、蔬菜和蛋类单位热量和单位蛋白质的碳排放均较小,禽、蛋、水产、鲜奶单位蛋白质的碳排放低于牛羊猪肉;由农业投入品生产所带来的间接碳排放占总量的49%;化肥是多数植物性食物碳排放最大的贡献源,占植物性食物排放总量的33%;饲料是大多动物性食物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占动物性食物排放总量的56%.为促进食物消费和农业生产的碳减排,一方面建议适当增加蛋类、水产品、禽类和鲜奶的消费比重,减少猪牛羊肉的消费比重;另一方面应着重提高农业投入品供应链的能效,推广优化施肥技术与管理,以及提升饲料品质.     

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研究—以云南兰坪县为例

2014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正式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探讨该轮退耕还林工程对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简称兰坪县）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选择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2013年）、实施中（2017年）和实施末期（2020年）3个时间,基于遥感生态指数模型,选取绿度、干度、湿度和热度4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兰坪县2013—202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兰坪县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上升趋势,中排乡、石登乡和河西乡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较为明显;2）2013—2020年,75%以上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保持不变,其他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呈小幅度变化,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区域面积要大于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的区域面积;3）退耕还林斑块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程度要高于退耕还林2 km缓冲区以及整个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程度,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影响,可通过进一步推进退耕还林工程来改善兰坪县的生态环境质量;4）研究区潜在的退耕区主要分布在中排乡、石登乡、营盘镇和兔峨乡4个乡镇,其可作为进一步退耕还林的重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