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域性股权市场为抓手推进陕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区域性股权市场凭借其“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对建设“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贡献了积极力量。本文结合陕西省“专精特新”发展的社会实践,通过文献研究、企业走访、数据统计等方法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揭示陕西省在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方面做出的成绩,以及在“专精特新”培育过程面临培育基数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深层次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陕西“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定位、平台作用、融资作用等相关措施与建议。本文研究对以区域性股权市场为抓手促进陕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有效的推进“三个年”活动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尤其是区域性股权市场落实落细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及指导意义。     

东北三省“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新经济时代,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产业面临挑战,而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选取东北三省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相关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借助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够正向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属性能够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在东北三省区域内,长春市“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更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如何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以我国31个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为样本,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通过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解析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引致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区域差异。结果发现：（1）营商环境涵盖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5个具体条件因素均不能单独构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必要条件,即单一的环境因素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影响解释不力；（2）“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协同驱动路径有2条,即市场—人文环境驱动型路径和人文—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3）“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驱动路径有2条,即法律—人文环境抑制型路径和市场—政务—创新环境抑制型路径,且与培育高效率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4）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5）引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营商环境各要素环境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要以合适的组态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各要素的协同“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会。通过选取创业板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样本下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创新难题,尤其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同时,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仅限于高额补助,低额补助存在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构建我国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体系——温州模式研究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最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微观主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不断从财政、金融和科技等方面加大投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然而,随着各部门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其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导致政策措施难落地,执行上缺乏主动性,实施效果不明显等现象。因此,文章从温州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生态体系的分析,提出中小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金融科技为抓手,构建“财政+金融+科技”协同生态体系,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激发金融机构的主动性,不断提升财政、金融的协同效率;继续探索民间融资制度,培育和扶持一批“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支持、制度环境、FDI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本文将区域创新主体分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采用SFA方法考察了政府支持、制度环境和FDI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对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创新均有负影响,区域创新主体出于自主意愿的技术研发更有效率;市场化水平和FDI对高校科技创新影响不确定,而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加强市场化建设和FDI“促进论”的观点。     

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 ——基于"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企业战略与创新投资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对象,研究企业战略对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激进的企业战略增加创新投资,相较于探索式创新,其对开发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组织冗余和政府补助正向调节激进的企业战略与创新投资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已吸收冗余对激进企业战略与开发式创新以及政府补助对激进企业战略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探讨产权性质差异与行业差异对企业战略定位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影响发现,相比传统行业,高科技行业企业激进的战略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产权性质差异的影响无显著不同。既为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企业创新激励监管规章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决策和资源优化配置具有指导作用。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与企业创新产出：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财政科技投入不仅可以直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导向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改善企业的创新条件,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表明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具有显著的企业创新产出促进效应;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即可以通过改善创新条件和提高创新意愿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长;相对来讲,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对非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较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企业、科学技术支出规模较小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实施差异化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持续改善创新环境,以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金融是驱动微观主体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文聚焦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事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科技金融结合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较强。     

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且这种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而不具有产权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债务违约风险通过施加“心不足—管理层风险偏好限制”和“力不足—融资约束限制”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带来的研发强度下降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为缓解“心不足”和“力不足”的问题,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研发补助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但该作用存在明显的产权和地区异质性。     

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研究——基于TOE拓展框架的fsQCA分析

战略性新兴企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文献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基于单因素视角,较少从系统论角度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基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从技术进步、组织运行、环境支持3个维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TOE分析框架,进而选取技术创新成果、人力资本水平、数字化转型、盈利能力、融资约束、政府补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7个前因变量,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514个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考察。研究发现：（1）任何单一条件都不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某些条件上不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2）各条件的联动匹配产生了明显的组态效应,一些条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进而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多样化的组态（6种）;（3）每一种组态都具备4个以上的核心条件,且分属于3个维度;（4）“技术创新成果多”与“人力资本水平高”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同时具备“技术创新成果多”和“人力资本水平高”可以弥补组织运行劣势,表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5）“受到的融资约束低”和“获得的政府补助多”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资金充足和政府支持;（6）“获得的政府补助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非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进一步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组态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解释多种因素的联动匹配效应,揭示“殊途同归”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同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fsQCA分析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组态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企业和政府采取差异化策略,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企业应充分利用前因条件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更好地发挥整体组态效应,持续推进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缓解资金压力为重点,积极支持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成长期企业，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助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也为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而现有研究对政府补助企业的动机尚无一致的结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考虑制度更改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扩大就业和帮助上市公司“保牌”,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和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要求不是政府补助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应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加强对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提高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效率,并积极引导政府补助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外部环境和创新网络对医院创新的驱动——基于31个省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医院的创新发展对于我国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组态视角对医院创新环境进行整合,构建出嵌入外部环境的创新网络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的医院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复杂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单一的外部环境和创新网络都不是促进医院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推动医院创新的路径,概括为“政府引导型”“竞争引导型”和“需求引导型”三种类型,这些组态都能促进医院创新;政府支持和创新网络的联动匹配可以推动医院创新,若不存在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市场环境和创新网络的联动匹配也能引发同样的结果。在理论上,研究在创新问题中考虑创新网络的同时注意到外部环境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上,为我国各地区医院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和启示。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企业异质性、政府行为与创新选择——基于江苏省企业科技创新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2007年的企业科技创新普查数据,分析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在利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VandeVen和VanPros（1981）方法修正了“选择性偏差（selectionbias）”。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人力资本和R＆D投入水平无论对于企业总体创新选择还是外部创新选择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专利制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选择具有正的效应,对企业外部创新选择具有负的效应。有些变量对企业创新的选择的影响不符合假设,例如政府的金融支持和政府补贴这两个变量,对企业总体创新选择和外部创新选择的影响方向出乎我们的预测。     

福建省促进科技创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财政政策是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福建省财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科技创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福建省2011-2014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免税额均呈现正的相关关系,近几年来福建省实施的促进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