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与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杨锺健院士

杨锺健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他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之一。他一生的科研领域几乎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重点是中国古爬行动物和古哺乳动物的研究,以及中生代—新生代地层的研究,一生发表科研著述670余篇(部)。他还是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对该领域的开创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锺健在我国的地质古生物研究、自然史博物馆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的思考 ——以重庆自然博物馆为例

自然类博物馆在全国定级博物馆中占比仅为2.2%,其中拥有科研基地的博物馆就更少。对已有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调研表明,尚未做到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必须紧紧依靠博物馆业务部门。因此,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尚无成功案例可循,需要探索出适宜的建设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重庆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相应的对策,尝试为此类科研基地建设提供相应策略。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

1943年7月,中国科学社等六个学术团体在重庆北碚举行年会,共同发起在北碚筹备自然科学博物馆。同年12月,中国西部科学院会同迁碚的十二个国内顶级学术研究机关,推翁文灏、卢作孚为正副主任委员、组成筹备委员会。经一年筹备,1944年12月25日,中国西部博物馆正式成立并于次日开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宗旨为推广科学教育、提倡专门科学研究。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基于证据的论证”在科技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发中的实践研究

科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科技博物馆成为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如何通过设计开发教育活动达到科学教育的目的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基于证据的论证”和课堂教学中的论证模型,构建了“基于证据的论证”用于科技博物馆的教学流程。本研究以此教学流程为基础,以小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设计开发了学习昆虫知识的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发现,基于此教学流程,学生的科学知识有所提升,并且在活动中呈现出基于证据进行有效论证的对话。     

我国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现状与分析

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现状,分析我国自然博物馆存在藏品收藏总体不足、各区域自然博物馆之间藏品收藏差距较大、收藏范围较狭窄、藏品来源单一等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正确认识自然博物馆的研究、收藏与教育的关系,加强对博物馆科研的投入,授予博物馆标本采集权,打破体制机制限制,加强对各方标本资源的利用等建议。     

中国早期自然博物馆中的两个方向——“学究式博物馆”与“公共教育博物馆”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深受西方影响,早期自然博物馆的营建体现出了两个不同方向。西方对生物学的研究经历了博物学狭义化到实验生理学为主导的方法转向、博物馆内部教育功能的发展趋势以及外强入侵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共同推动了中国早期自然博物馆的落地生根。西人营建的中国早期自然博物馆是欧洲自然史收藏体系下的一部分,这类“学究式博物馆”研究属性强,不以服务中国社会为目的,影响有限。而中国本土的不同阶层在传播博物馆观念与实践上均做出了各自回应,他们身处衰败之际与觉醒年代,肩负救亡图存之责任,其创办的一批“公共教育博物馆”彰显了对科学的求索,对国家未来的希冀。这些博物馆体现了科学传播的公共性价值。     

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家精神的形式探究——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

本文探讨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家精神的必要性、内涵、路径与实践案例。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家精神,符合当今科学教育的目标、科学传播的内容、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与社会需求。“过程—关系”是传播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为例,探讨了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家精神的思路与方法。     

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变迁——从以文化和艺术为主的综合性视角出发

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向来不是仅以科学作为独立的支撑。在其变迁中,艺术与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本文从西方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出发,分析长期以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所隐含的科学观念与艺术文化现象,及其设计方式和影响范围。最后对新型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在学科理念和理论依据方面可尝试的突破方向做出了预期。     

国家达尔文博物馆与俄罗斯自然历史博物馆协会

创建于1907年的国家达尔文博物馆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由亚历山大·科茨等四人共同创办,该馆每年为不同的观众举办50~60个不同主题的展览。在国家达尔文博物馆中设立的俄罗斯自然历史博物馆协会发挥着联系俄罗斯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作用。     

自然博物馆亲子教育活动中的对话内容研究

博物馆亲子教育活动能够促进亲子之间互动交流,帮助家长在活动中更好地了解儿童、发现儿童。本文从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亲子对话,对比了不同类型对话内容的差异、整体对话类型,分析了不同环节、不同家庭之间对话内容存在的差异,希望研究结果能对未来教育活动的设计开发带来有益的启示。     

科技博物馆基于展品的教育活动现状、定位与发展方向

自“科技馆活动进校园”项目开展以来,我国科技博物馆基于展品的教育活动有很大改观并呈现发展提高的态势,但依然普遍存在问题,并对科技博物馆及其展品教育功能的实现有严重影响。本文认为:关键定位模糊、制度机制缺失、优秀人才短缺、学术建设滞后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其中基于展品教育活动的功能定位、特征定位和展教人员的职业定位是影响最大、最为关键的原因。结合相关理论、实践和国内外发展趋势的研究,本文对其应有的定位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并对近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案例进行了分析。     

自然博物馆展陈内容特色化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自然博物馆在展陈内容特色化设计方面常常存在一些困难:自然类藏品的稀缺性,导致特色化设计的基础缺失;具备学术支撑能力的高水平策划人才匮乏,跨学科人才的奇缺,自然知识体系的庞大,导致内容设计的特色化缺乏深度和广度;传统展陈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展陈内容设计缺乏在教育功能上的积极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包括:藏品特色分析和系统性补充征集;结合区域自然地理特色,融合学科交叉优势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改变传统展陈观念,将教育功能有机融入展陈内容设计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自然科学博物馆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潜在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性质和范围各不相同,但均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巨大潜力。自然科学博物馆如何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优先领域中做出贡献？为此讨论四个问题:自然科学博物馆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潜在作用; “一带一路”国家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一带一路”背景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海外发展援助潜力;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强文化理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