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的政治生态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有其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情况可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壮族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的都老制自治传统,是村民自治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村民自治兴起的政治生态因素表明了今后村民自治持续发展应努力的方向: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养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并且努力实现其现代转换.     

创新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可行性对策探析

完善职位分类为基础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对公务员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现行公务员管理制度存在如未能将公务员群体做＂政事分类＂,＂职位设置＂与＂职位类别＂未能有效衔接,非领导职务的设置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公务员职务设置没有解决中央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的差异等问题。通过合理进行职位设置、对公务员进行＂政事分类＂、实现中央与地方理性互动、完善相关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创新。     

略论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保持长期稳定 ,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内容广泛 ,而且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国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 ,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 ,才能更好地贯彻“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     

公务员心理健康与自我调适

近年来,我国社会转型加速,公务员面临的矛盾问题凸显,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空前加大,使其普遍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心理比普通人更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从心理健康角度出发,研究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探讨心理调适的方法,对于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提高执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滥用职权之法理探讨

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问题,有着文化、制度和思想等方面的根源。在我国现今,社会上非常严重地存在着某些国家公职人员为谋求个人的利益,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滥用公共职权的现象。我国应该在思想、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刑罚惩罚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制。     

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公务员职业伦理失范与防治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在经济、政治、组织人事、履行职责、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失范现象,其成因主要在于传统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伦理法制不够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需要采取增强公务员公共责任意识、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伦理立法、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监督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     

我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法治困境及立法展望

民间社会团体是结社自由权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表征,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但从现实层面来考察,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陷入了法治困境,集中表现为对其身份＂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必须在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及立法内容进行重新界定和解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再论公务员违反禁止性规定订立营利性合同的效力——以学界通说和法院判决为评判对象

依照学界通说和法院的绝大多数现行判决,《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项规定对合同效力不生影响.该观点误解了公私法关系,合同法应在允许范围内为国家规制目标服务.将公务员违规订立营利性经营合同认定为无效,具有更明显的反对非法行为、隔断公务员与经济利益链接及实现立法目的的优势,且具有结果妥当性,能增加违法行为披露几率.基于我国国情,该类合同的效力应依客观标准统一认定为无效,与公务员是否滥用权力及耽误本职工作无必然联系.     

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制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面临着来自新的复杂环境和新的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近几年，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突出，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民生与安定，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法制化，利用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通过国家强制力与配套机构来保障法律实施，对于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会是成效显著而意义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