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 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     

产业链视角下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讨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空间演变规律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内产业链与都市区的协调发展。该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聚类检验测度2004—2018年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利用OLS回归模型剖析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整体由零星状向多核心布局演变,珠江东岸零部件制造区段集群明显;(2)零部件制造区段形成低值区域聚类明显、集聚程度不断加强的双核心结构,整机制造区段则趋向于高值区域聚类分布;(3)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两区段空间关联性尚不明显,自2008年起产业链区段间空间关联性显著提升;(4)经济规模和产业集聚效应是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引导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在不同时段的作用各异。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比了江苏和浙江两位数和三位数制造业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现江苏和浙江两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分布都较为集聚,并且很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江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总体上高于江苏。对典型产业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往往竞争力越强。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动态集聚”还是“集聚动态”：制造业集群韧性提升的路径

如何提升全国制造业集群的韧性,对于制定产业政策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历史回顾提炼中国部分制造业集群集聚的多阶段典型事实,区分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动态集聚”与“集聚动态”,构建基于重组机制的韧性提升分析,提出单一阶段或多阶段提升的两种情形。文章使用1978—2022年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生存企业数据,分析制造业集群的“动态集聚”即集聚趋势的变化,及其积极应对不利经济冲击和主动调整升级的程度。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显示不同行业中类的制造业集群类别呈现较大的差异;根据环境的变化,集群可能通过加深本地专业化或扩大多样化等方式来实现适应,其中,多样化是提升集群韧性的主要调整渠道,且整体多样性与集群韧性呈现U型结构。因此,需要加快“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选择长期韧性发展路径,协助中国制造业集群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其协同-权衡关系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布局特征及其区位关联模式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日益推进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使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1993-2008年16年来长三角及其各次区域31个制造业行业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考察,发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长三角次区域的产业同构还将继续保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产业同构将迫使上海率先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加速上海与江苏和浙江之间的产业异化过程。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将在沿着从同化到异化的路径行进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珠三角港口体系演化模型研究

珠三角是我国港口布局的重要区域,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政治环境,区域港口体系发展具有独特的模式和过程。在详细梳理不同阶段港口体系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长时间序列构建了珠三角地区港口体系演化模型。该模型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港口体系演化具有一定的差异。珠三角港口体系具有港口体系波动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模型中只有单一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趋势的描述;其次,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的起始阶段为单极化发展阶段,而非西方国家模型中的均衡化发展阶段;最后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增加了对枢纽港口空间位置转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