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发展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涉及发展地理学内涵和理论、领域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系统梳理了发展地理学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收敛、发达地区或国家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及其路径等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国外研究进展,指出了发展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学科优势,并着眼于国际学术前沿最新动向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提出了今后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未来发展地理学研究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以提升欠发达地区可持续生计能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为核心,以构建发展地理学理论和跨学科综合集成研究体系为目标,聚焦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扩散特征与收敛研究,探索出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调控政策与科学路径。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 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时空分异格局及障碍因子诊断

随着“新东北现象”的出现,东北地区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突显,可持续生计安全亟待提升。以2003~2015年东北地区37个地级市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构建可持续生计安全评价体系,采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对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讨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空间分异成因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总体偏低,整体上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但随时间推移,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② 空间集聚性特征显著,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分布主要呈现哈长地区和沈大沿线地区两大组团,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呈边缘式分布于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南部等经济落后地区。③ 工业化水平、经济总量、工资收入、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投资强度等是影响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的主要因素。④ 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经济生产力是制约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提升的两大短板;空间阻力模式以“经济效率>生态安全>社会公平”类型占主导。最后,提出应将政策与制度因素纳入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进展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不断驱动着人地系统的演化,同时农民作为广大农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探讨人类生计与土地利用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当前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在对生计内涵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农户生计改变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反作用。重点阐述了生计的非农化和多样化驱动着土地利用不断变化,而生态保护政策或措施、土地流转以及土地质量等的变化同时亦促进农户生计的不断调整,提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向非农化和多样化转型的趋势。最后针对当前生计与土地利用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趋势。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

地球进入人类世新纪元以来,人地关系变得异常复杂难解,生计作为驱动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因素,为理解复杂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与新工具,目前以"人地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地理学已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概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缘起与框架的基础上,从生计的空间分异、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脆弱性背景/结果与过程转变(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补偿及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以及生计脆弱性评估等方面出发,系统梳理了地理学中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同时提出未来急需在地理学框架内对生计的格局—过程—机制、生计的跨尺度问题、生计转型的生态—经济—社会效应、生计脆弱性的形成与调控、生计可持续性等领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评述

运用文献资料计量法和比较分析法对1984—2014年间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点开展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户生计演变的驱动、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资产评价和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等研究。未来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应努力探索农户生计理论的中国化、系统化;开展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价;加强土地利用系统与农户生计系统的耦合关系分析;深化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动态变化分析。     

陕南秦巴山区可持续生计安全评价及其鲁棒性分析

可持续生计安全强调以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视角来评价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可持续生计安全分析框架存在权重方法单一和计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选取陕南28个区县,以2005-2014年为时序,运用层次分析法、热点分析和鲁棒性分析分别确定指标权重,定量分析可持续生计安全动力机制和空间聚集性,检验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不确定性。结果表明：① 陕南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年际差异显著,并逐年增大,其中汉中市差异最为明显,极值均在该市;② 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综合影响可持续生计安全,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安全>经济效益>社会公平;③ 可持续生计安全整体空间格局表现出“热—冷—热—冷”依次交替的特征,且其发展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④ 可持续安全指数排名出现频率—变化范围矩阵对角线颜色较深,整体排名出现频率较高,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说明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及排名稳健性与可信度较高。该研究引入可持续生计安全,可为可持续性评价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为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既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视野下,围绕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和持续研究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也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方向的重大调整。但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指出半城镇化、特殊国情、复杂因素及治理体系交织的中国城镇化特征,阐明了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论述作为最显著的人文空间过程的城镇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意义,并解读了新型城镇化认知与建构的4个方面理论内涵：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应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其中有6个关键议题：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城乡综合过程与协同研究、资源环境承载与气候变化适应下的城镇化、多样化区域模式、城镇化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框架,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基于社区理论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问题分析——以长春市兴华园社区为例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差异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客观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感指数和福祉差异系数,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及其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空间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城乡居民福祉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城镇和乡村居民福祉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665 3、0.570 4提高至2015年的0.761 5、0.683 0,上中下游由低到高的梯度变化明显。2）城镇居民福祉水平略高于乡村,城乡居民福祉差距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福祉差异系数由2005年的1.166 3降低至2015年的1.114 8,下游缩小幅度相对较大。3）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及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乡村居民福祉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4）城乡居民福祉水平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基本住房、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福祉水平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水平低的地区。5）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迅速提升,在缩小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的分析框架及机理探析

“精准扶贫”是近年中国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监测脱贫成效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内容,如何保障系列“精准”的实现亟需科学、系统的评估方法和评测手段作支撑。为从多维度、动态、一体化角度对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减贫效果进行评估,本文针对中国目前已在执行的各种扶贫项目减贫效果评估多偏重经济维度、缺乏机理解析和可持续性评价等问题,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的学术思想,提出了适用于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进而对社会保障式、项目建设式、产业化、科学技术、移民与城镇化、易地搬迁与安置、信贷、参与式等8种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析。研究结果既能展示扶贫模式的减贫作用机理与贫困群体特征的契合程度,又能分析扶贫模式对贫困群体多维度及可持续的生计改善状况,同时也可为系统、综合、定量地评估可持续减贫效果的方法模型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综合研究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理论基石

同近年国外人文地理学呈现人文化趋势相比,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秉承吴传钧先生关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自然圈与人文圈相互作用下、人类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和演变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的定位,形成了以不同空间尺度的地域、重要的生产生活领域、以及典型的地域空间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时空规律作为研究指向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流学派。吴先生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不仅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而且是为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地域功能性、系统结构化、时空变异有序过程、以及人地系统效应的差异性及可调控性,是该理论的精髓,这与“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前沿思想完全契合。近10年来,以城镇化科学模式、主体功能区划、一带一路路线图、京津冀城市群、农村空心化和精准扶贫、东北振兴与资源型城市转型、行政区划优化等为研究对象,发展了人文与经济地理重要的可持续过程、地域功能形成和综合地理格局有序化规律、城市群形成演化机理及其资源环境效应、问题地区可持续生命周期与振兴路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区域间相互作用关系、人文界线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理论方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应用成果对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态势最佳、总体水平领先,以此告慰吴传钧先生,并以此纪念吴传钧先生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