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可以怨”观念的传承与流变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诗学源流传承和流变的历史脉络,从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从《诗经》怨刺诗看周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怨刺诗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斗争,暴露了上层统治集团腐朽糜烂的生活,对残酷的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表现了一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讽刺诗与怨刺诗之区别及其特色

分析了《诗经》讽刺诗和怨刺诗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了讽刺诗的若干特征，并对它进行分类，详尽剖析了它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教与君子性情

《诗》是孔子教育弟子、培养君子性情的重要途径。"诗可以兴"即学《诗》可以培养感通之仁,使人与自然宇宙圆融无碍;"诗可以观"即学《诗》可以博观天地万物,广览世间百态,使人获得对宇宙人生的通达智慧;"诗可以群"即学《诗》可以培养温柔敦厚的性情,使人和睦族群;"诗可以怨"即学《诗》可以合理疏泄"怨"情,使人复归血气平和。     

“以人为本”——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的典范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观”与传统儒家文化中“贵民”“爱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的阐述,说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民本”思想优秀内核相结合的产物。“以人为本”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同时又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     

“条件反射”理论与“强化理论”的区别及其政治学意义

深入分析了管理学中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与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在内涵上的区别,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理论映射到干群关系上的差异,然后从它们对正确认识干群关系的启示,以及对如何正确处理干群关系、改善领导方式和提高领导绩效的启示两个方面剖析了二者理论的政治学意义。     

现代新儒家境界理论的价值与困境——以唐君毅为中心的探讨

境界理论是最能体现儒家哲学特色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在现代展现其生意的重要方面。境界学说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论创获。通过对唐君毅的心灵境界说作深入的个案解读，以此展现当代新儒家在境界理论重建和深化方面的主要贡献，检视其境界理论在当代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与迷失。     

一曲怨“鬼”的哀歌——浅析《金锁记》“鬼”话的建立

张爱玲在现代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她具有女作家独有的敏感和细腻，在华美绚烂的文字中诉说着尘世的苍凉，更有如“鬼才”李贺一样的鬼气，极具“搞鬼”才能。鬼影幢幢的大宅，诡异恐怖的月亮，时断时续的音乐声中，上演着一出出亦古亦今的“聊斋”。《金锁记》正是她所建立的“鬼”话世界的杰作，是一曲关于怨“鬼”的哀歌。     

王国维对儒家“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一直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论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彻底的。王国维以"本真人格"为汇通"文如其人"说、"赤子之心"的内在依据。同时,他又根据尼采的"血书"论,突破了传统"人格"中国家和人民的内涵而上升到生命人格的高度。他将儒家诗学和西方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     

儒家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思想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儒家民本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主要内容的比较分析指出它们的重要区别体现在：其本质、目的以及对待人民的态度不同;相互联系体现在：重民心、重视亲民在维护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激发人民的创造性、重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等,并分析了以人为本思想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扬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从“诗可以怨”的角度看《史记》的悲剧英雄主义色彩

孔子的"诗可以怨"的诗学思想,点明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作家,无不以"诗可以怨"的思想作为其创作宗旨的一部分,并在其文学作品中,自觉地表现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活生生地传达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的不朽著作。《史记》中人物形象所具备的悲剧英雄主义色彩,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旨归。他通过对这些悲剧英雄的浓墨重彩的刻画,从而将"诗可以怨"的思想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     

略论早期儒家的从政原则——从孔子“不事周”问题说起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为恢复周礼而不懈努力，但因其“从周”、“尊君”思想的原则性和入世原则，以及当时的从政活动习惯等原因，他并没有到当时的周朝去服事周朝和周天子，成为早期儒家有原则地入世从政的代表人物。     

由“寻死”到“寻生”——试论方方《出门寻死》中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

对人和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关注始终贯穿于方方作品的始终,在中篇小说《出门寻死》中,方方以轻松戏谑的态度描绘了一场看似滑稽的寻死闹剧,女主人公从"寻死"到"寻生"的转变,实际上是她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本性思考。     

论屈、柳“骚怨”精神的情感意向和人格境界

屈原是"骚怨"精神的伟大开创者,而柳宗元则是优秀的继承者。就情感意向,屈原主要指向受蒙蔽的国君、妒忌中伤忠良的奸佞小人以及在政治革新中的变质弟子;而柳宗元则在幽怨自怜中指斥落井投石的小人。两人人格均具强烈的孤独感、注重自身修养和坚持中正、美政的理想,但内涵有别。屈原是政治、精神的孤独,柳除此之外,还有生活的孤单。在中正、美政理想的追求中,两人目标坚定,但柳宗元缺乏屈原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精神。而人格修养,屈原表里澄澈;柳宗元则有时模糊其说。因此两人情感虽哀深怨重,但就人格境界,柳宗元却缺乏屈原的悲壮、崇高而显得凄美与悲凉。     

“全国文学创作”山西中心选址方案的合理性探讨

在分析"全国文学创作"山西中心项目建设的依据及必要性基础上,从选址方案的规划、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对选址方案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儒家“三达德”对青年道德人格培育的时代启示

“仁”“智”“勇”“三达德”蕴含儒家思想精髓要义,对新时代青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启示意义。将儒家“三达德”融入青年道德人格培养过程,与新时代青年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养的现实要求相契合,可以帮助新时代青年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推进自觉的道德养成,进而指引积极的道德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有智慧、品德好、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生力军。     

从“美刺”到“兴”、“观”、“群”、“怨”——浅谈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孕育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迦丘的意大利,对欧洲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颇具影响。我国对意大利文学的研究起步很早,却仍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方法单一、视野狭窄、人才匮乏。简单介绍了其研究现状和研究者常常遇到的困难,并就走出困境提出了建议,从孔子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研究方法上“突围”,以拓展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战场。     

农村信用社制度异化:“囚犯的困境”——一个经济史的视角

国民政府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曾发生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欲挽救"农村破产",农村经济却愈加衰落;欲使农民得利,农民却几乎是"被得利";欲使农民自愿参与合作,农民却是"被合作";欲遏制旧式高利贷,却产生了"集团高利贷"。国民政府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异化是由于其陷入"囚犯困境"的漩涡所致,这对于当前如何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村改居”社区管理的制度困境及其制度变迁选择——以保山市隆阳沙河社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村改居”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和地理空间层面的简单调整，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适应农村社区发展的社区管理体制。构建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政府社区管理的“基础性工程”。当前，“村改居”社区管理在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制度实施等层面存在困境，国家宏观的制度结构和社区微观的制度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及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理性设计和选择“村改居”社区制度变迁路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之辨析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在“民”的概念、利益、地位以及执政党与民关系上辨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儒家民本思想的异同,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辩证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抛弃了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封建实质,是真正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