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利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全国各省(市)分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具有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动力。凭借庞大的消费规模和强大的技术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站到了世界前沿,呈现出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趋势。数字经济正在重塑产业形态,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日益明确,数字经济通过破解创新链瓶颈、提升制造链质量、优化供应链效率、拓展服务链空间,破解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的"痛点"问题,助推中国制造以平台化、生态化、软件化、共享化、去核化实现"换道超车",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2008年9月10日,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主持召开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座谈会。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副省长金德水,省委秘书长李强,省委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贸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外经贸厅长等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赵洪祝书记认真听取了七位政府领导、企业家代表和专家代表的发言,并就如何发展浙江省现代服务业作了重要讲话。     

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后危机阶段,我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的迟滞发展,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来实现转型发展。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应着力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并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重和加快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推动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

推动浙江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根据200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工作要求,浙江省政协、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与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树人大学等单位组成联合调研组,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金明担任调研组顾问并亲自指导,原省政协副主席王玉娣同志牵头组织实施,就推动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调研报告指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省块状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调研报告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借鉴。调研报告认为,块状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重点建设＂六大服务平台＂,即现代物流平台、公共科技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营销集散平台和人才集聚平台。该调研成果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批示中指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我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省政协和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调研组的这份报告,深入阐述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推动我省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关系,重点介绍了国际、国内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做法和经验,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报告提出的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建议,比较符合浙江实际,针对性很强,其中一些意见和建议可在谋划2010年经济工作和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参考吸收。＂省政协主席周国富批示：＂这个调研报告选题难,调查实,分析深,建议好,符合浙江实际,切中转型升级主题,确是值得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现特将调研报告全文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将不断优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在此前景下,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未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目标,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深化改革。     

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整合中处于关键性地位,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并掌控整个价值链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功能。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龙头,构建独立自主的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措施。在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制造业的领导型企业作为系统整合者主要执行的是包括研发在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这是成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基本途径;专业化市场交易平台承担着国内市场高度组织化并获取国际定价权的重要职能;国家价值链的国外布局是构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尝试;电子商务革命和连锁专卖体系等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不仅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打破营销商垄断国内终端销售渠道的有力途径,也是其突破跨国公司垄断发达国家终端销售市场的历史机遇。     

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机理分析

高技能劳动力的转移和空间聚集有助于提升聚集区厂商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使这些产业部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产业部门。新兴产业部门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且单位土地产值高于传统产业部门。在优势区位竞争中,这些高单位土地产值的新兴产业部门将挤走原有的传统产业部门,使原有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区位变成高生产率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产区位,被挤出的传统部门则转移到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的市郊或边远地区甚至被淘汰。由技术水平提升导致的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意味着区域经济增长;原有低效率的传统产业部门被高效率的新兴产业部门取代,意味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高效率的新兴部门挤出低效率的传统产业部门,意味着产业的区际转移,这就是区域经济结构演进的基本机理。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老城区分类及其转型升级的思路与路径

老城区转型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再城市化和城区更新的难点之一。老城区发展普遍面临区域发展空间受限、传统产业优势尽失、历史文化传承褪色、社会服务功能退化的困境。为此,老城区纷纷探索多渠道拓展城区空间、转变和重振城区功能,退二进三、以产业提升带动城区转型,以环境营造和文化弘扬重塑现代城区文明的转型路径。但转型升级存在旧区改造运动式大拆建、产业结构调整盲目追逐高端化、历史文化资源冻结式保护的误区。有效规避这些误区才能真正实现老城区转型和功能更新。     

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软实力提升

世界经济潮流正朝着更高级阶段即创意经济转型发展,在创意经济时代,更加凸显文化软实力的引领作用。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文化软实力不强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充分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从思想观念、市场、制度、创新、品牌及人才等方面着手,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为经济转型的升级创建更加有利的文化软环境。     

当前我国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工业园区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被视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关键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而工业园区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产业集群程度不深、资源利用率不高、环境破坏、产城融合步伐缓慢以及管理体制缺乏创新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园区经济未来的发展。因此,我国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必须以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集聚、产城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生态园区建设为导向加快园区转型升级步伐。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长三角”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

经济转型升级与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只有把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的后发优势战略转型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先发战略,才能有效地带动经济转型升级,避免使发展过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成功地进行发展动力源的切换。长三角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产业角度看,就是要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争当价值链的链主。又好又快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等于抓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在目前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存在投入相对不足、进入的行政壁垒较高、全球化发展程度不够的条件下,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就是要像过去抓工业化一样抓服务业发展,就是要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以全球化视野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利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效应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协调地发展服务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目标、重点、路径、政策,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态势不同于东部地区,只有抓住着力点,创新产业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文章着重从资源环境、区位市场、体制政策等方面,对边疆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探讨,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并针对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特殊性,尝试提出了一条适合欠发达地区的新产业发展道路,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服务业结构升级是影响我国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通过对1978-2012年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等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和持续创造就业的能力最高,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次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低。另外,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人均GDP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具有明显影响。为增强服务业就业效应,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模、提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质量,实现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服务业在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战略地位

当前浙江经济已经进入了平稳增长阶段.浙江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面临许多挑战.本文从分析浙江产业结构特征出发,认为浙江正在逐步走向"服务经济时代",发展服务业对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浙江在工业化后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助于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助于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有助于浙江解决就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