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议题,共同富裕目标下加大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有助于减少老年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贫困依存的维度。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凸显,相对贫困老年人占民族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比例达到37.4%,在所有调查样本分组中比例最高;民族地区六省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以云南、宁夏、贵州三省区最为严重。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等是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依存的主要维度,其中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生计资本维度在5%水平显著,综合生存能力在10%水平显著。据此提出,应大力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障水平、促进民族地区老年人终身学习、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社会支持、提高民族地区老年人获取生计资本能力、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老年人的技艺和特长,以及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多渠道促进老年人增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阻碍与行动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构成部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事关边疆繁荣稳定，而且关乎民生福祉。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内容、过程、动力维度具有高度契合的共通关系。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仍面临相对贫困治理难度较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薄弱、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亟需补齐等现实桎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生福祉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缩小收入水平差距，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以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共享美好生态福祉，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方言文化与“推普”效益

对于推广普通话来说，方言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文化和语言是一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共生物；二、文化心理是语言选择的关键；三、“推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皆在于人。所以，在同一方言区内，方言文化落后的地方往往可能是“推普”工作最易突破的薄弱环节。对此，“推普”工作除了全面展开之外，也有必要把重点转移到山区、农村和边疆，以反过来促进一些方言城市的“推普”工作。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语言规范之路     

语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广西为例

语言所具备的经济、文化、社会价值是其能够参与贫困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乡村振兴中,语言扶贫通过“通语”和“开发”,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发展语言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艰巨。现阶段,一方面需要从强化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深入开展农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发挥信息技术推普优势,针对不同层次需求提供精准帮扶,制定长远规划,整合力量资源等方面入手,继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需要从加强乡村语言资源的保护,大力发展乡村语言文化产业等,保护开发语言文化资源。以语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关于河南省会推广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和全国重要的商贸城市以及陇海、京广两大交通干线的交汇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普通话推广方面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与示范作用。本课题通过对省会教育系统、广电系统、领导机关和商业、服务领域推广普通话的若干调查，对这方面现状进行了分析。作者依据调查认为，目前郑州市在推广普通话方面，教育、广电系统行动积极，但离推普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商业、服务业对此有较大的自发性，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尚未实现服务用语规范化；公务员普通话使用状况不容乐观，观念较保守，态度较消极。因此，该市推普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     

推普三议

推广普通话(以下简称”推普”)是一项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普及工作;但是,对“推普“进行专门研究,探讨其规律,以便获得又快又好的推普效果,它不仅与有关学科,比如语言学及其分支方言学等,密不可分地联系着,而且它本身就属于学术研究。问题是这一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里就笔者多年工作的实践。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期与同行商榷。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困惑多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生产力的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讲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达到共同富裕，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二字说明“共同富裕”有个过程，不能所有的人、所有的地区在同一天达到。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差别大，文化差别大，不可能同时富裕，同步富裕。我们党的根本宗…     

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认为是维护祖国统一，保持社会稳定；有人认为是坚持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无疑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原则和思想，但不足以突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特点，而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却象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始终，是其思想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理由如下：纳一，从解决民族问题的程序看，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党马克思主义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步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至少分两步走：第～步是消灭私有制这个“造成一…     

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逻辑与实现路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战略，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共同体理论及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等理论，从学理上探讨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间的内在逻辑，为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发挥最大合力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而言，从统一性来看，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为主体的同一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从辩证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思想政治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因此，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点在于高度关注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实现以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物质富裕、推进实现以坚定各族群众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且有集中的趋势,少数民族人口处于更严重的多维贫困之中.少数民族贫困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收入差异扩大导致的经济增长“益民族”程度下降、自然生态条件恶劣和民族经济生计特性的三重因素的制约.未来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建立“亲民族”的扶贫政策,从多个维度进行扶持,以便可持续地减缓民族贫困.     

试论马克思分工理论对斯密分工理论的超越——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分为绝对意义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在此基础上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两个层面。在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二者有相通之处。而在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只研究了企业内分工，马克思既研究了企业内分工，也研究了社会分工；既在生产力层面对分工进行研究，也在生产关系层面对分工进行了研究；既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产生和相对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也分析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全面超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启示我们，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而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限制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是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方法。     

浅析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企业（以下简称民企）基本上是中小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民企得到了蓬勃发展，井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民企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民企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发展的困境及原因，寻找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又具有民族地区经济特色的民企发展模式．一、民族地区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民企是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资金相对短缺、技术相对落后，而劳动力充足的民族经济环境中，民企的相对优势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民企是脱贫致宫的重要力量和防…     

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守法状况透视

在民族地区,虽然国家成文法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但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社会习惯规范适用非常广泛。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守法”习惯或“守法”冲动,完全符合自觉自愿遵守这一“法律”的本质要求。与国家成文法相比,民族地区社会习惯规范尊重了社会成员的主动参与意识,对当地居民而言更实用,“守法”主体地位平等、无特权。因此,民族地区在坚持国家法律的统一性、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社会习惯规范在调整人际关系中的长处,努力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