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

国民性改造问题,是辛亥革命后人们热烈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上,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国民族在痛苦的反思中深沉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最初提出,虽是肇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严一 复与梁启超,但其时应者寥寥,远未引起时人的关注。辛亥革命后,国民性问题已成了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课题,“国民性”、“国民心理”、“国民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新探索

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即国民性问题,是中国乡土小说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试从“五四”时期的鲁迅与新时期乡土作家在国民性思考的比较研究中,探讨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新时期乡土作家在这一方面所表现的新特点:农民在建国后的干群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揭示国民性中麻木落后的东西;探讨国民性痼疾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中国国民性真的存在吗

国民性及国民性改造一度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本文结合国民性的概念,运用哲学、社会学理论,从中国国民性提出的时效性和功利性、阐释的片面性和精英性、研究的狭隘性和僵化性几方面证明: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自媒体时代童书出版社群营销的逻辑研究

近年来,众多专营童书出版及分享推广的微信公众号开始崛起并引发大量关注.以微信公众号为例,从自媒体童书出版的社群营销这一角度入手,试图探讨自媒体童书出版社群营销的逻辑.研究认为,以“趣缘群体”为核心建构的社群以及通过人格化的意见领袖而形成的凝聚力,是童书社群营销的基础;社群的认同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行为,是童书社群营销的核心:通过社群内部成员的分享和交流而建构认同感,从而让成员的消费意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产生,改变了传统图书“硬广告”的生硬之感;而社群的维护和发展则主要通过注重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鼓励核心成员分享互惠、保持社群黏性以及强化意见领袖的“人格背书”等方式来促进童书出版社群营销的可生长点.     

"国民性":一个持久性话题

自近现代以来 ,“国民性”已是一个百年话题。尤其是“改造国民性”痼弊与“立人”理想是鲁迅先生执着一生的核心思想。话题持续到今天 ,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性———国民性”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清代浙西平湖文学社群考述——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

将社群概念引入明清诗文研究并进行重点关注是一个创举,继而深入挖掘文学研究视野中的地域社群所应该具备的诸多特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清代平湖地区的文人结社数量之多,诗人参与度之高,形成的文化张力之大,影响之广,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平湖的文学社群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传承性特征的发展史.认真考察和分析清代平湖地区诗社的具体传承与发展状况,对于丰富和深化地域文学社群的认识,大有裨益.     

沈从文与道家文化

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变,这可以从其审美“功利主义”文学观中得到解释。而老庄诗学的悖论,直接导致了沈从文小说写作中的叙事方式与理性归趋方面的矛盾。沈从文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资源正是老庄道家文化,而道家相对主义的评价立场却削弱了沈从文小说应具的国民性批判力度。沈从文构建的湘西边城世界,充溢了和谐自由的人性赞歌,体现了道家式的自然逍遥精神。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论鲁迅针对中国人弱点谈日本国民性问题

关于鲁迅所谈的“国民性”的概念,目前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本文赞成这种观点:“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就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①所以,鲁迅听谈的日本国民性,即由日本社会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考察日本国民性问题,主要以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根据。那么,针对中国人的弱点: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内容是什么呢?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日本国民性问题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何裨益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国民性改造的表现——98年中短篇小说的一大景观

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还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即被有识之士提出。鲁迅一生,更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奋斗终身。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是,从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到新中国成立（１９４...     

平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在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平等是一个重要问题。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主流,代表人物是罗尔斯。社群主义是主流思想的挑战者,代表人物是沃尔策。罗尔斯主张“民主的平等”,沃尔策宣扬“复合平等”,而两者在平等基础问题上所提供的解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简述

一、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分期问题 一般看法,是以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和以后而分成前期和后期。例如,王瑶就说:“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     

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

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由国民劣根性所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改造国民性和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关注。我们应该按照“四有”标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