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转型到结构新转型——对哈贝马斯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理论的反思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因其结构与传媒所具有的合理性、平等性以及开放性,被看作是公众发表、交流政治意见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场域。数字媒介的发展对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它既创造了媒体用户自我赋权的效果,同时也离散了公众达成一致判断的潜力。然而,由于哈贝马斯对数字化改变媒体结构所持的乐观姿态,使他错失了对隐藏在自由交流背后的深层控制与霸权实质的揭示。实际上,协商民主在数字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是人们无法回避且必须正视的新课题。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

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的发生

哈贝马斯从历史学和哲学—社会学两个角度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作出了解释。从历史学角度看,哈贝马斯分析了从希腊—罗马公共领域经中世纪代表型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生成史;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哈贝马斯力图揭示公共领域的私人主体性之心理基础:市民小家庭对“人性”的心理学经验。     

虚拟现实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自由、开放交互等非政治化特征是现代社会亟需却难于实现的;而虚拟现实技术是在信息意义上对实体属性的实现,为现实公共领域提供了虚拟论域平台,人们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而充分进行的自由和交流性正是哈氏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在此意义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哈氏公共领域的重建带来契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现代启示

哈贝马斯是当今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转型进行了研究。抛开哈氏“公共领域”的资本主义语境来探讨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公共领域,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公共领域问题溯源——启蒙、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论述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问题界定源于启蒙运动的三大理想;经由罗尔斯将正义问题界定为其基本问题,哈贝马斯则基于＂交往＂和＂交互主体性＂对公共领域及其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对于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的思考展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理论思维过程。指出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公共领域的概念理清关乎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问题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网络公共领域研究中的“哈贝马斯依赖”现象评析

剔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具体内容,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真理",然后类推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特征和作用,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过度依赖和简单套用。深化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需透过网络回到现实生活中,对其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做出明确的区分。客观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特征的复杂性,既肯定其优点,也不否认其不足。尤其是应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功能,批判、抗争的方式虽必不可少,但不是也不应成为最主要的形式,合作性参与及其转化形式才代表网络政治参与的趋势和方向,也才能真正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优势和建设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三个构成要素,即公众、"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有四种类型,即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平民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的福利国家大众民主模式.公共领域既是17-18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中的历史实在,更是一种理想模式,是哈贝马斯用于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     

重建公共领域:走向社会沟通理性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评介

哈贝马斯通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共振作用",以"沟通行为的合理性"力量为支撑,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的视角转换,由此,其理论重心也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了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相对于哈贝马斯所讨论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现代化目标"为最根本的命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公民的社会生活日趋法治化、理性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明晰,从深层意义上说,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浪潮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     

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政治的危机——评《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这本新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就有关协商民主的一些疑问和异议进行了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新媒体用户摆脱了单方面信息接收者的角色,他们同时成为作者,但是,目前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性也带来了专业性的降低。由于缺乏监管,加上新媒体依托服务于自身商业利益的平台等因素,人们有理由担心,公共领域有可能再次走向衰落。此外,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其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有关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所能够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之下,同时,协商政治也因为忽视自身的决断前提,注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中的多元主义难题

在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公共领域,具有不同价值理念的人往往坚持己见,哈贝马斯以商谈论确立了公共领域的框架。但是,在价值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调节多元价值,对不同价值之间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这样做明显具有一种理论上的紧张。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既担当着形成拯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角色,又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着结构转型.     

走向民主的技术——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看哈贝马斯拯救技术化统治的民主进路

对于技术化统治的拯救不仅是法拉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马尔库塞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自身的革命走出技术化统治的困境;哈贝马斯则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此种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科学的民主化,二是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比较

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立提出,应该归功于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使公共领域理论步入新的时代,她从独特的视角,宣示了古典政治的来临;哈贝马斯则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丰富并系统阐述了公共领域理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理想类型",并提出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从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是阿伦特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他又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框架,建构起更为全面系统、丰富合理的公共领域理论。     

替代模式及其论争--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重构

在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者当中,哈贝马斯无疑是学界公认的大师。但在诸如南茜·弗雷泽、艾莉丝·马瑞恩·杨和塞拉·本哈毕布等当代女性主义者看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路中仍然存有困境,需要对它进行重释与重构。为此,以上述三位当代女性主义者为个案代表,对当代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公共领域批判理论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并提出“女性公共领域”的替代模式。     

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哈贝马斯出版于近六十年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和媒介研究等领域有着跨学科的影响。此书构建了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其规范标准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确实经常被用来检验现存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数字时代,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空间想象和以“分”为主的结构性特征受到极大挑战,但是数字媒体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技术“行动者”无疑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现实,从而有效地探讨新媒介环境如何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新的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厘清规范性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前提,引入“连接政治”和“情感公众”理论,用数字技术的超强“连接”取代“分离”的空间想象,并将“情感”纳入公共性的考察,以平衡自由主义对“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强调。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