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VaR溢出特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

现代金融机构间网络关联性越来越强,风险很容易在机构之间溢出,因此有效识别并分析系统性风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步骤.选取2012年1月至2019年9月45家金融机构的所有日数据,采用Diebold信息溢出网络分析机构间CoVaR的溢出特征,结果发现:第一,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非常紧密,静态和动态总溢出值分别高达71.41和86.78,且银行业是最主要的风险溢出源,而证券业的净溢出值会在风险爆发时显著增加;第二,分行业来看,证券业内部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更为紧密,其次为银行业,保险业最小,规模适中的银行机构和规模较大的证券机构在整个系统中的影响力更大.因此,应建立金融防火墙防止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间的迅速扩散,并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并加强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识别和监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债市场的风险传染——基于非线性赋权网络的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复杂网络的方法研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EPU之间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风险传染关系。本文选取G20中的13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股票市场指数、债券市场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4年6月至2021年1月,其中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作为中美贸易摩擦前期,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作为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根据全样本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前期、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三个时间段,分别构建三个有向赋权网络来研究不同时间段的风险传染情况,对比分析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整体的风险溢出最大,且贸易摩擦期间,债券市场和EPU的风险传染明显上升。因此相关部门在对金融市场间风险传染采取监管措施时,应当重视我国及国际股票、债券、经济政策的变化状况,要实时修正政策,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员工配置——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员工配置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员工配置?本文以员工数量衡量企业员工配置,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企业员工配置,且该影响经更换变量、调整样本容...     

金融风险与实业风险的演化和跨业传染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中风险在金融业和实业的跨业传染尤为值得警惕。研究比较全面地厘清了金融、实业两类风险的主要类型和内涵特征,归纳了各自的十大风险,分别提出了金融业、实业十大风险演化关系和传染路径。发现金融、实业两类跨业风险存在相似性、交叉性、互补性三大特性,进而发掘了各类型跨业风险可能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机制,构建了跨业风险传染路径和机制模型。针对跨业风险管理这一难点,研究还提出了“三维六控”跨业风险传染防控体系,尝试贯通金融业、实业等不同行业,穿透宏观环境、中观组织、微观个体三个层面,涵盖监测、分析、防范、管控和化解等全流程,建立跨行业、跨维度、跨流程的风险防控体系。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券发行——基于债券信用利差的经验证据

随着气候问题愈发严峻,气候政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物理层面气候风险的经济影响,较少探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亦即政策层面风险的潜在效应。债券发行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否会受到外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面临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其债券信用利差约上升5.20%,经过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正向效应仍保持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与非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而异质性分析则表明,上述效应在受冲击幅度较大、风险免疫力较差以及政策纾困力度较小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则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导致债券发行成本的上升,也不利于企业的绿色高质量转型。     

央行政策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极高的传染性、极强的负外部性和极大的波及面,影响我国金融甚至是经济的健康发展。本研究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特点和治理框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央行政策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通过对筛选出的62篇有效政策文本内容的梳理,从总行和分支机构两个层面描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呈现的趋势及特点,并重点分析了政策的关注领域和重点内容以及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发现总行和分支机构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给予了充分关注,囊括了多个领域,进而提出加强监管合作、发挥政策工具合力等进一步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现代财务管理以风险控制为中心。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出发,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财务风险,同时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与宏观经济状况的关系。在对1997-2000年的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研究后发现,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风险和盈利能力风险在其财务总风险中的比重与宏观经济的形势密切相关。     

金融周期视角下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状态转换效应研究

基于金融状况指数和BP滤波提取金融周期,利用动态△CoVaR方法分别测度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基于1996年1月至2019年3月金融市场数据,运用MS-VAR模型分析不同市场状态下金融周期对各类金融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因极端金融事件所引发的金融周期波动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同状态之间频繁转换,在不同状态下金融周期冲击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在短期内存在明显的状态层次性和行业差异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中长期上呈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和波动同步性特征,且在风险爆发期的周期波动程度高于风险积累期.监管部门需及时关注金融周期波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状态转换效应,尤其关注行业差异和政策持续时间.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近年来的信息披露质量总体情况进行概括,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高度稳定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外部监管力度显著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高校学分制模式下留降级学生管理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社会、高校、学生个人三方面因素分析了产生留降级学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学校领导重视、学风制度完善、新生始业教育有重点、设立班主任考核制度、设立助理班主任制度、实行留降级学生全过程跟踪六大方面管理对策,为解决高校学分制模式下留降级学生管理提供建设性意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传染的特征与规律

针对1990年以来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以50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为样本,使用Copula传染指数度量金融传染烈度,分别从时间维度纵向比较20余年来金融传染的演变趋势,从空间维度横向比较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受到金融传染影响的不同反应,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传染的特征和规律.实证结果显示:在时间上,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延伸了金融传染的范围,增强了各区域受到传染的同步性;在空间上,危机发源地附近的区域市场在危机中是传染强度最大、传染速度最快的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时期更快受到传染.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监管实践与中国金融改革

运用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梳理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相关文件，分析与评估了当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方法和监管政策。同时，参考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荷兰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设计，结合中国目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进展以及金融监管的形势，指出中国应改变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采取"央行+微观审慎监管局+金融行为监管局"监管模式。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监管实践与中国金融改革

运用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梳理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相关文件,分析与评估了当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方法和监管政策。同时,参考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荷兰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设计,结合中国目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进展以及金融监管的形势,指出中国应改变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采取"央行+微观审慎监管局+金融行为监管局"监管模式。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