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空过程与形成机制

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续动态以及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始终是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行为体;(2)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城市角色逐渐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3)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由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组成的“T”型地区,其中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形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4)遵循偏好连接和同配性法则,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但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5)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差距、地理邻近性、经济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差异。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趋势预测

数字技术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技术支撑,深入探究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优化数字中国空间布局。采用Moran′s I指数、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刻画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借助Markov链模型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发现：(1) 2006—2021年全国及各地区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均呈上升趋势,整体表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特点,北京、深圳和上海是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引领者”。(2)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和低水平同质化集聚倾向,分布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迁移,分布形态呈“北偏东—南偏西”走向的空间格局,在东中部地区具有“集聚—扩散—集聚”的分布特征。此外,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空间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地区间差异与地区内差异分别是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短期内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能够实现向上转移,但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在整个研究时期,70.498%的城市能够实现正向跳跃式转移。经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财政科技投入、金融深化、城市规模和人力资本影响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动态转...     

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     

2000—202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地域类型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1)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2)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3)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4)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关联、模块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① 技术转移整体强度偏低,空间极化严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成为技术转移的活跃地带。②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是全国技术转移网络的“集线器”,发挥城际技术流的集散枢纽和中转桥梁作用,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处于网络边缘,整个网络发育典型的核心—边缘式和枢纽—网络式结构。③ 技术关联的空间层级和马太效应凸显,形成以北京、上海、广深为顶点的“三角形”技术关联骨架结构,技术流集聚在东部地带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和具有高技术能级的城市之间,中西部技术结网不足,呈现碎片化。④ 技术转移网络形成明显的四类板块（子群）,具明显自反性和溢出效应,其空间聚类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块状集聚,也有“舍近求远”式点状“飞地”镶嵌。⑤ 城际技术流呈现等级扩散、接触扩散、跳跃扩散等多种空间扩散模式,其流向表现出经济指向性和行政等级指向性特征。⑥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支持等主体属性和地理、技术、社会、产业邻近性的城市主体关系均会影响其技术转移强度。     

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时空分布及组态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中2 217条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案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季节强度指数对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事件的组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 2010-2019年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分布存在空间相关性与区域集聚性,但在2016年以后空间集聚性减弱。2）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东侧,并呈现总量逐年下降、高发区域不断缩减的趋势,各地区盗抢事件分布存在季节差异性和空间流动性特征,“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昼夜24 h内呈现“驼峰”型变化趋势,存在时段集中性与省域差异性分布规律。3）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是多重因素并发的结果,5种前因组态路径构成盗抢事件发生的充分条件,地方风险因素、旅游集聚因素以及社会控制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形成中国“两抢一盗”事件的空间分异格局,旅游依托型的偏远省份和人口密度较高的旅游大省是组态因素引致“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代表性区域。     

绩效视角下中国展览业时空演化格局及耦合关系

以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以《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数据为基础,设计并测算了展览业发展数量与质量指标,采用数理分析、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绩效视角分析2013-2017年中国展览业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耦合关系。研究发现:1) 2013-2017年中国展览业发展数量与质量城市间差异变小,集聚程度低,有扩散趋向,各城市展览业质量的差异程度远大于展览业数量的差异程度;2)2013年展览业发展数量与质量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分布地带,2017年后向中西部扩展,在发展数量上由三大核心区缩减为长三角、珠三角两大核心区;3)2013-2017年中国展览业发展数量与质量空间重叠性明显提高,空间扩张态势趋同,高质高量型城市、低质低量型城市占比不断增多,展览业发展数量与质量空间耦合不断增加。     

山东省露营地空间布局及组态影响研究

露营旅游热潮带动露营地数量快速增长,研究其空间布局及成因对优化资源配置、丰富露营产品供给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界定露营地概念的基础上,借助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及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山东省露营地空间布局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露营地布局的组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山东省露营地空间布局总体呈“双核多中心”结构,以济南、青岛为核心向外围扩散;不同距离尺度,双峰“M”型集聚特征明显,集聚半径近城内和城际90 min可达圈。(2)露营地供需耦合协调度较低,失调区呈斑块状组团布局,协调区沿陆海发展轴分布,供需空间不均衡。(3)露营地数量与客源承载量高低分异的类型特征显著;不同类型“单/双核多中心”热点交错集聚、冷点散落的地域分异规律明显。(4)区域经济、社会支撑、交通通达、游客市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6个要素共同作用,产生3种驱动型组态路径和3种非驱动型组态路径;多要素组合作用形成复合向心型、环境增益型和基础保障型三维驱动机制,引致露营地呈“双核一轴多中心、环城近景沿干线”的空间分异格局。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街道尺度下的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差异——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科学分析城市零售商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及合理配置城市商业资源。基于POI数据,以武汉市街道为研究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Ripley’s K函数来识别武汉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和分析各业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武汉市零售商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集聚趋势和扩张态势并存,在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为0.385,说明武汉市零售商业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的街道集聚特征明显,但其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极化现象明显。(3)零售商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明显,零售商业集中区主要分布在以江汉路商圈为核心的10 km圈层范围内,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4)不同距离下各业态空间集聚存在差异,商场、超市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较小,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专卖店的距离范围较大。     

江南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市2013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图和长沙市的行政区划矢量图为基础,借助于ERDAS、MapGIS、ArcGIS、Fragtats、SPSS软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及聚类分析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探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地域类型及调控路径。研究表明：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由长沙市中部向东西两侧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而规模普遍偏小,规模分布自西向东呈现“波浪状”结构;在形态格局上,则表现为布局分散且形态复杂、不规则。通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划分为低密度散点型、低密度团簇型、中密度团簇型、高密度团簇型、中密度团块型、中密度条带型、高密度条带型7种,并从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各地域类型优化调控的路径。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与模式——基于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POI数据的研究

以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① 地方小吃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扩散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是地方小吃的主要集聚地;②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表现出自相关特征,邻域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扩散模式相互融合;③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的冷热点集聚区分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小吃认可群体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各地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④ 饮食文化扩散与人口迁移扩散具有空间重合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净流入地区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时空发展特征与驱动因素效应分异研究

基于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民营上市企业发展指数，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解析其时空发展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2003—2018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从主营收入来看，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行业前十位的占比均超过五成。前十行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主营收入中以批发零售业及制造业为主；(2)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呈现“西北-东南”发展格局，变化特征为“先扩散后集聚，类Z字形偏移”，其蔓延区域空间异质性显著且呈“多中心半环绕型”蔓延；(3)民营上市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分异沿单方向梯度变化，驱动效应维持正向的因素有技术创新环境、市场规模，由正向驱动转为负向驱动的因素有交通可达性、城市政策环境，由负向驱动转向正向驱动的因素有生产成本、对外开放程度。     

中国居民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城际出行网络异同性研究

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与地域属性的差异都会导致出行行为的异质性,工作日与节假日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属性,且出行目的差异较大,对两时段城际出行网络进行比较有助于全面认识城际出行规律及其网络特征。以4月份工作日（2016年4月11日—4月15日）和国庆黄金周（2016年10月1日—10月7日）为代表,利用“腾讯迁徙”提供的居民城际出行数据,从城市节点、城际关联及网络集聚角度对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黄金周的日均城际居民出行规模显著高于工作日,但出行距离和网络集聚程度明显低于后者;② 两种网络均形成了跨区域组团、邻近组团和省域组团3种类型。黄金周跨区域组团数量明显低于工作日,区域和地方枢纽城市数量多于工作日,邻近组团和省域组团数量则明显高于工作日;③ 工作日,北上广三大城市核心地位突出,旅游功能、交通枢纽功能城市的地位在黄金周更得以凸显;④ 工作日城际出行网络以跨区域联系为主,而黄金周则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邻近效应,并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省内出行为主的核心—外围模式。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演化及其优化重组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2)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     

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案例研究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是饮食文化空间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人口迁移与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论文以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2大中国知名地方小吃为研究案例,以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然后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门店呈现非均衡的凝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兰州拉面空间扩散范围和距离均大于沙县小吃;②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散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跨区流动,从民族饮食和在地小吃逐渐演化为外出人口的生存手段,形成品牌效应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扩张;③ 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集聚性特征强于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张具有邻域扩散和等级扩散相融合的特征,跳跃式扩散是小吃从业者在信息时代市场竞争下的新选择。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反映出中国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小吃的空间扩散与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异格局具有空间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