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国民性改造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既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相异其趣 ,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大相径庭。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研究 :一、孙中山从文化心理学意义上 ,对国民性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全面、准确的揭示 ;二、孙中山探讨了形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 ;三、孙中山对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论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论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周建超１９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     

关于鲁迅论国民性的几个问题

在研究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想时,首先要确定国民性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它是一个大于阶级性的概念。是指不同阶级处于同一民族因而形成的某些思想行为、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共同的东西。固然,这些共同的东西,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表现方式,常常打上自己的阶级的烙印,但是,作为国民性即民族性来说,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共同的东西。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

有史以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次革命,孙中山和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是其中的一次。关于这次革命,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许多研究,但对其性质和领导问题,观点还不一致。我仅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

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当中的表现,史学界的认识颇不一致。本文拟就立宪派的所谓投机、同革命派争夺政权及拆南京临时政府之台三个问题,谈点粗浅之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立宪派“投机”的问题此论自民国成立即为胜利了的革命党人所大肆渲染,至今不衰。在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总难免有个别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辛亥革命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中的所谓投机者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政治派别,众多的立宪派人士。     

论孙中山国民性改造问题

孙中山站在时代高度,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历史借鉴,从我国国情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改善和塑造我国国民素质的理性思考和深邃见解,确切地反映出革命先行者的战略眼光和开阔视野。其所具有的认识价值及其实践意义,直到今天仍闪烁出诱人的思想魅力。     

国民性问题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具有现代化的人,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而要实现人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深刻认识民族自身的优劣性。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对本民族的自我意识,是这个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内动力的标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尽快地实现“四化”,我们特设“国民性研究”一栏。希望能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支持。     

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元

辛亥革命成功后决定改用黄帝纪元。至民国初期的黄帝纪 元主要有四种版本：《民报》的公元前2698年；江苏史学家的公元1911年为黄帝4402年说； 《黄帝魂》定民元为黄帝4622年；唐代张守节的前2510年。探讨黄帝纪年应以西周纪年为起 点。文献记载的西周年代计336年，武王克商在前1106年。前推商代积年629年，夏代积年47 1年，夏代纪年起于前2206年。前推五帝积年计400年。黄帝纪年始于前2606年。故黄帝纪年 始于公元前2600年，断不致误。     

晚清国民性问题检讨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检讨早在晚清时就揭开了帷幕 ,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这一时期文化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晚清文化精英对中国国民性的激烈抨击言辞不免偏颇 ,判断不免片面 ,但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爱国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 ,感受到民族自我反省的痛切以及民族自我拯救的迫切愿望。更值得注意的是 ,晚清国民性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头之一 ,推动了后来的知识界在文化层面上推进现代化的实践。     

评辛亥革命后的阎锡山

辛亥革命后的近40年,阎锡山虽然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期,做了一些有利于时代发展进步的事情,但基本上来看,却是与民主革命尤其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这一历史走向相悖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斗争的复杂性。     

论辛亥革命后的黄兴

<正> 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与孙中山齐名,合称“孙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般史学家都认为他对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他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个应予肯定的伟大历史人物。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有些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在这方面,初中历史教学参考书是有代表性的。该书在罗列了黄兴在辛亥革命后为湖北会馆题词“南北一家”,以及不参加孙中山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

内容提要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传统的观点,有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争论。但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虽然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理论,宣传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对传统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还很小。辛亥革命尽管具有共和思想的光环,实质上并未跳出王朝更替的循环,达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中国社会走上了传统的王朝解体后军阀割据的道路。辛亥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是在为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政治模式寻找道路。     

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

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的福建财政探析

1911年11月福建革命获得成功,组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之后在财政上采取了豁免旧欠、裁撤厘金、改良盐政、稳定金融等革命新举措,但很快就遇到了财政困难。为开源节流,革命政府不得不重蹈覆辙,催征钱粮、开征商捐,同时对外募捐债款,对内减少行政支出。但一系列的财政举措依然未能解决福建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反而失信于民,使民心淡漠。这种状况,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密切相关。     

关于交通银行法人体制改革后若干问题的探讨

1986年，交通银行在我国重新组建。八年来，它作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在产权制度、经营原则、机构设置、管理模式等方面都作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系。目前，全行资产总额已达2，000亿元，全国分支机构90家，在国际1，000家大银行中排名第145位，成为全国性初具规模的大商业银行。但是，交行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离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尤其是总行和分、支行各为独立法人，这不符合国际上总分行制的要求。总行如果不能单独承担全行民事和刑事责任，交行就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信用评级，影响国际业务的开展…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的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的基础上爆发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结果又多少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12年起,国内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在革命胜利的鼓舞下,纷纷组织实业团体,集资兴办实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纺织、面粉等轻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原有企业迅速扩大,而且又有不少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创办企业。曾经两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即其中之一。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前一时期,史学界有几位同志撰文,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会党、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去探讨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高涨以及失败的轨迹。他们的见解有精湛独到之处,已引起大家的重视,展开讨论。据我体会,在讨论中接触到的问题大体有如下几方面,即: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南方天地会的关系较为密切而同北方白莲教、大刀会等往来却很稀疏?革命派是否通过联络会党建立了和农民的合作关系?革命派同会党合作和疏远的过程是否可以看作革命发展和失败的标志?会党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究应如何估计?会党的阶级成份如何?对于这几方面,大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关于后过渡时期粤港经贸合作几个问题的探讨

广东改革开放15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粤港澳经济贸易合作。在香港后过渡时期的4年乃至“九七”历归祖国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促进粤港经济贸易合作，对再造经贸新优势，加快两地经济发展，共促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展和提高粤港两地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水平。一、在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加强粤港两地经济贸易的合作。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广东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要求广东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