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调解制度

在我国目前法治观念极端化和形式化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行政调解制度加以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策相符合,并与西方国家ADR运动进行良性的接轨。     

环境行政调解的现实意蕴及其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调解能够与诉讼方式实现功能互补,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然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上的具体规定,调解程序不规范,无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这种状况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应当从立法、程序、调解机构等方面完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制度供求均衡：行政调解制度研究的新路径

在当下中国,“大调解”机制的建构呈现出高歌猛进之态势;而其中的行政调解制度供求却处于失衡状态。既有的行政调解理论研究滞后,无助于改变这一现状。“制度供求均衡”在行政调解制度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实现制度供给对制度需求的有效回应,并最终迭致制度供求的均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限制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是最坚实、最稳定的笼子.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完善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     

论正当行政程序的法律判断基准——兼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建构

如何判断某种行政程序是否正当是关系到行政程序设计和运行的基础问题。正当行政程序的概念源自西方,美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判断程序＂正当＂的标准,对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和制度设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当行政程序应该包括某些能体现最低限度公正的制度内核。     

建立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虽有证据上的要求,但其制度和规则主要是套用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这显然是不妥的.我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应由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来规定其基本的原则,由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作补充,规定不同的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则;该制度内容设计的基本思路应按照“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来设计.     

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调解制度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虑,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给法治进程带来诸多隐性的不和谐现象,如诉讼观念的极端化、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使法院不堪重负等等。因此,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调解,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试论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海上纠纷涉案标的大、专业性强、案情复杂、调查难度高等原因,目前,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理论研究还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壮大。针对这一现状,确立海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合理平衡调解者权利与义务,提高调解者调解自觉性、积极性和规范性,正确引导行政相对人,采取合法合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更好地提高调解协议履行率、完善海事行政调解非常必要。     

我国“互联网+调解”发展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网络信息技术是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其在调解中的运用形成了一个新领域——“互联网+调解”.由于融合了互联网和传统调解的理念,“互联网+调解”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兴起并逐渐推广,形成了独有的模式、理念与特征.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优势的同时,“互联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与虚拟之间、推广与使用之间、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矛盾与困境.在调解全球发展、社会转型、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互联网+调解”应在解纷渠道、解纷资源、解纷平台、解纷人员、解纷力量等方面实现多元化、职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     

专利行政调解:比较优势与实现路径

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司法解纷不堪重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迫在眉睫,与传统诉讼相比,行政调解具有高效、便捷之优势,其在专利纠纷方面表现得更为突显。但由于认识的偏差与制度的缺失,专利行政调解在实践中频遭冷遇,必须通过规整操作实践,确立调解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建构诱因并宣传等多方面措施的并行,才能实现良好有效的运作,才能实现其真正的制度价值。     

中韩行政革新的路径选择比较

行政革新是现代各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和韩国都在持续地开展一系列的行政革新运行。然而,就路径选择而言,两国却截然不同。“立法推动”成为韩国行政革新的重要推进机制,中国行政革新的实践则主要是以政策推动的方式完成的,此类政策虽然能够取得近似行政组织法的地位,但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和多变性的不利方面。借鉴韩国等国家的经验,中国未来的宏观改革有待实现从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转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分析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在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然而中国的政治生态使这一过程充满了障碍,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诸多问题需要破解。本文深入解析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发生、发展的理论依据,分析了现实运作中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     

论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后果

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一律得撤销？这在学界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对违反法定程序里的“法定程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根据行政程序的立法目的,区分广义法定行政程序与狭义法定行政程序之不同。凡是违反狭义法定行政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律得撤销。     

行政程序听证主持人制度在我国的建构

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而听证主持人队伍建设则是核心中的核心.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对之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我国大陆听证制度还相对薄弱,听证主持人建设则更显滞后.应从我国现状出发,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     

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客观要求,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和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意义重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织机构,削减了大量的审批事项,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诸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联动改革缺失、信息不对称、配套政策不到位、对中介机构监管的失效和部分下放事项便利程度不够、含金量不高等问题。这就需要调整法律法规、提高审批队伍素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建立统一共享信息平台及规范对中介组织的管理等。     

试析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调解制度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但制度实践未见广泛开展,主要因为目前对行政调解的研究明显不够,未能对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讨论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来探究其指导思想、价值理念和制度初衷,可以使我们更游刃有余地拿捏制度设计,取舍制度安排.基于目前的研究,笔者认为行政调解应当遵循八大原则:自愿;合法;公平公正;程序正义;当事人参与;法情理相结合,注重实效;适度调节;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服务转向和制度供给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公权力的过度介入往往带来权力的滥用,违背当事人行政调解中的自治性,进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转变为现代的行政服务模式,既是当代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趋势,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然要求.从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嬗变、制度借鉴、制度设计、制度确立等角度系统地诠释服务模式下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能为未来的调解架构设计和操作实践匡明思路和方向,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