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再论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并答李小东同志

婚姻与家庭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粗略看来,其中似乎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更难说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亦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之一,同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劳动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论述的原始社会发展史中,用了很大篇幅讲了家庭婚姻的发展史;而在远古,婚姻制度的变革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杠杆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给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在“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舞下,促使我写了《基诺族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屈原族别再探——并答夏剑钦同志

拙作《屈原族别初探》(载《学术月刊》1981年7月号)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和争论。夏剑钦同志的《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就是对拙作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篇。拜读之后,殊感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现就有关几个问题,再作探索,以求正《也谈》作者和广大同好。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安刘必勃”再辨——兼答张义比同志

张义忱同志针对我们的《“安刘必勃’辨》写了《〈“安刘必勃”辨〉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刘邦临终的遗言是可靠的;二、周勃“重厚”的品质是无可指责的,从而论证了“安刘必勃”的必然性。我们进一步查核史料,觉得有必要“再辨”,以引深讨论。首先,我们提出“安刘未必非勃”的观点,是从对刘邦去世前后的政治形势分析而来的。一般地讲,刘邦安排后事,亦当有一定的     

辩证法“实质”再探——答刘歌德同志

读了刘歌德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也谈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裁《江汉沦坛》1984年第7期),启发很大,得益非浅。但从我们双方的不同意见来看,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里,我想就到底怎么理解“实质”和“核心”以及明确两者真实关系的意义等问题,作点粗略的说明,期于刘歌德同志的指正。     

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

本文是对朱立元的《“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一文的辩驳。作者认为实践范畴是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朱立元的文章为了否定上述事实,回避了实践美学的整个体系,靠摘引该学派学者的个别论点来证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非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肯定,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实际上,由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理性、现实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强调,对超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个体性的排斥,必然导致违背审美规律。     

再论奖金的本质——兼答时正新同志

拙作《奖金仅仅是超额劳动的报酬》发表后,时正新同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奖金不等于工资,它有区别于工资的质的规定性;奖金是超额劳动的奖励形式,是活劳动中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一部份价值的转化形态。下面谈谈我的一些不同看法。一为了概括奖金本质,时文引进了定额劳动和超额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对经济学范畴。时同志认为,格外生产力的劳动即超额劳动,它是超过同种社会平均劳动的     

再论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兼答蒋学模同志

拙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一文,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发表后,蒋学模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公有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难以成立,应该彻底加以抛弃。”可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或事实上提出充分的依据来支持他的论点。现在,我想继续就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蒋学模同志请教。     

为李清照“改嫁”再辨诬——答荣斌同志质疑

<正> 《齐鲁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荣斌同志《“清照改嫁”难以否认——从俞正燮的“辨诬”说到黄墨谷的再辨诬》,对笔者几篇辨诬文章进行驳难。值此李清照诞生九百周年之际,有再辨诬的必要,现答辩如下; 首先要说明,荣斌同志文章的观点采撷自黄盛章《李清照事迹考辨》(以下简称《新考》),并直接维护黄说,因此,答辩中不能不涉及到过去与黄文的争辩。其次,关于《谢启》问题我仍然同意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的论断,认为那是“改窜     

再论“逻辑在先”

人们往往把“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区分开来,并把逻辑在先理解成逻辑中的先后关系.这样就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逻辑并无先后关系,同时又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自然不遵守逻辑.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将在先关系区分为四种或五种在先关系,与逻辑在先最为接近的是逻各斯在先,即原理在先或定义在先.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的提法,过分简化了问题.事实上,今天学者笔下的逻辑在先,可能指的是除时间在先之外的任何一种在先.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学者们所谓的逻辑在先实为本体论在先,本体论在先跟时间在先并不相悖.因此,一些学者基于这两者相悖,而在这方面做出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再谈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答徐经泽同志

<正> 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十分重要的。《文史哲》1981年第1期发表了徐经泽同志的《也谈“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准备就徐经泽同志提出的观点进行商榷。“这种社会主义”究竟是指什么? 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这个著名论断中的“这种社会主义”是指什么?徐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主义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指学说体系或思想意见,另一种是指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在这里,“这种社会主义”是指学说体系,因而就是指“科学社会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幻影”与现实——答刘波同志

<正> 本文只是对《一个心造的幻影》所提的批评作一点申辩,无非是想说明以“幻影”一词,轻轻盖过高于说的问题是不妥当的。刘波同志既断言于“心造”,本文不得不在《再谈》之外,再补充引证一些材料,这次具体材料仅限于刘波同志自己的两篇文章,除《幻影》外,还有他批评吕正操的文章:《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简称《关系》,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是作者为同一问题进行争鸣的,其中《关系》一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材料,以此回答刘波同志固然相宜,而大家借此亦可略见一斑。为避免文字方面的纠缠,本文重点将放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再探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兼答易佑平同志

拙文《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以后,易佑平同志特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见《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进行商榷。读后收益非浅,也有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易文赞同“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必须首先明确出发点这个概念的含义。但是在对这个出发点的实际回答上,却有三种解说。其一说,“所谓出发点,不外就是理论所从来的地方”。其二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照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其三说,不能“拒     

白兰国址再辨——答李文实同志

<正> 李文实同志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青海社会科学》上撰文《白兰国址再考》(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源于此),对我在两年前发表的拙作《白兰国址辨》(见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青海社会科学》)提出争鸣。经认真拜读,恕难赞同该文所执观点,故单成此文,与李文实同志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巴颜喀喇山不是唐代 的白兰山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     

再谈“道德是动力生产力”──答周荣华同志

生产力是物质的．同时也内涵着精神因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积极性和能量发挥程度、劳动工具的改造和使用效率、劳动对象的认识和改造力度等．往往直接取决于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以及劳动态度等道德觉悟。道德不是游离于生产力之外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力量,而是生产力内部的动力因素。假如没有体现为“主观生产力”的道德觉悟,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否认“道德是动力生产力”的观点．是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道德的功能和目的．没有能弄懂作为价值学科的道德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作用．更没有认识生产力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