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决策一体化”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效应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需要实现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这一转化严重依赖组织变革,"数据-决策一体化"是我国地方政府数字政府治理的创新举措。以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实践为案例对象、以技术执行框架理论为案例分析框架展开案例研究。研究显示,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以"数据-决策一体化"为特点,促进技术价值转化,进而带来治理生态的良性改变。还以成都市为例,分析了数据服务于治理的逻辑链条,认为应从"数据服务于治理决策"和"数据服务于政务服务"双向进路推动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最后提出"数据-决策一体化"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基础上的进化,有助于深化社会信任、协调行动者行为,并促成治理参与新动力形成,但也存在碎片化回应、机械性治理等潜在风险。     

电子化政府:发展及其前景

电子化政府是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政府治理和服务的整合概念。其内涵在于建立一个虚拟政府,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电子化政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力、政府决策能力、政府效率,实现开放政府和责任政府,最终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建构电子政府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府再造的新趋势。电子化政府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政府信息的公开、政府业务的电子化、政府服务的创新,以及信息技术与政府再造的整合等。     

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

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网络参与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并进而导致网络舆论的产生。网络舆论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而造成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赋予其巨大的整合功能。网络舆论将一系列公众诉求通过政治输入系统进入政策过程,政府不断回应产生公共政策输出,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如何有效把握这种互动成为提高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基本路径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大力提升政府回应力。建设有回应力的政府、大力增强政府回应力,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有序民主的重要途径。提升政府回应力的根本途径包括：明确政府定位,真正将政府从全能型政府中解放出来;加强行政伦理,努力提高行政人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实现公民参与与政府回应的良性互动。     

数字政府视角下政府网站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政府网站是政府信息公开、政民互动、政务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数字政府的重要载体和建设内容。在数字政府视角下,应以大数据思维和技术作为基础驱动力,以新型管理、新型技术、新型渠道为政务网站建设的转型方向,围绕数字化履职体系、制度规则体系、数据资源体系等五大体系,全面提升政府网站的服务能力。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集中体现为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向传统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但强大新颖的科技创新又为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能力提升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依托于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一种互联网和海量数据支撑的、涵盖了更广泛内涵的政府治理能力,概括了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发展、新动态和新前景,这集中反映在功能拓展、技术支撑和应用创新三方面.结合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当前中国应大力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和濡化政府等模式创新,以全面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濡化能力和传统政府能力.     

制度环境、信息需求与政府财务报告

构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已被提升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层面,这凸显了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构建对于我国未来政治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积极作用。从国外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建设经验来看,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构建尚有若干问题亟待决策。由于我国包含政治、经济等在内的制度环境与国外差异悬殊,构建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不能"东施效颦"。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建设应以制度环境为背景,以使用者及其信息需求为导向,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做出选择,循序渐进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政府公共决策中信息选择问题探析

信息是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基础和生命线，从中选择与公共决策相关且恰为其所需的信息则更为重要。然而在信息选择这一行为过程中，决策者的个人价值偏好、信息选择能力、个体权力高低等主观因素和备择信息情况、信息选择渠道及决策集体构成等客观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决策者的信息选择产生不利的影响，引发信息选择偏差，导致公共决策的欠科学化和低效率。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注重决策者的伦理价值观建设、提高决策者的信息选择能力、健全信息选择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信息选择的科学技术支持、构建常态化的异质性决策集体以及实现信息选择过程的知识化管理等途径，来消弭公共决策中不利因素对信息选择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回应

大数据思维和应用已经渗透到政府治理范畴中,为政府回应带来了多方面的变革,使得政府和社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必须把大数据思维融入政府回应的理念向度、工作方式和决策思路中,确立大数据的战略地位,营造数据文化,规范数据使用,创新政府回应机制,加强政府回应的主动性,拓展政府回应的渠道,真正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基于电子政务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电子政务是现代政府管理理念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相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在电子政务下,应从树立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行政决策机制、再造政务流程等方面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于信息共享的政府行政成本优化

在构建节约型政府中,信息化不仅是战术选择,更是一种战略思路.针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通过信息共享破除“孤岛效应”,打造阳光政府;技术上,有必要以顶层设计电子政务架构、再造政务流程、遏制政治腐败,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运行效能.     

后农业税时代中国农村改革新机制：谯城模式——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的调查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是安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突出亮点,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伟大创造。亳州市谯城区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规范化、程序化、数字化、制度化地实施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探索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综合改革新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的"谯城模式"。     

政府形象建设的若干对策思考

政府形象问题,是一个事关政府自身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的战略性课题, 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本文着重从强化政府形象意识、设计政府总体形象、加强政府决策形象管理、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优化政府公务员形象、注重政府形象传播等几个方面, 提出政府形象建设的对策建议。     

我国政府有效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微观举措

我国政府要有效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需要一套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即：应培育一个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体系，打破政府垄断提供服务的“单中心”定式；合理界定政府的服务职能，理顺政府“掌舵”与“划桨”的角色；提供符合顾客需要的服务，形成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把竞争机制与绩效管理评估导入服务过程；积极鼓励和引入民间投资，解决当前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建立和健全市场化进程中的相关法律和规范。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我国的电子政务经过前一阶段的平稳发展和这两年的重点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急剧提升,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政府上网流于形式,网站信息过时陈旧,忽视了电子政务系统的整合及人员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技术标准;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认识和观念上的问题。对此,本文在对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电子政务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要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对政务工作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增强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民主性,而不是简单地将政府工作电子化和网络化。     

反腐败高压下政府、投资商和官员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博弈论思想,在建立政府、投资商、官员两两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投资商、官员三方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提出了降低投资商向官员行贿和官员受贿概率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商行贿行为、官员受贿行为的概率与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政府反腐败的成本、政府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利用信息手段提高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降低政府反腐败的成本、加大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反腐败效率。     

政府偏好对公共建设项目决策的影响

目前,政府在投资项目的时候与过去相比已经理性很多,但是仍有不少项目在决策中是比较草率的。对于一些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建与不建、项目建议书由谁来提出、方案最终的敲定等问题,政府偏好都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在综述了政府偏好对于公共建设项目决策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决策失误的几点建议：提高政府官员专业素质;细化公共建设项目决策过程中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完善各方监督和决策公开制度;建立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     

地方政府的决策执行水平与政府信用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政府施政效能得以提升的重要基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施政过程中,存在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用的因素.比如,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行政执法过程中超越政策授予的权限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不作为等.我们必须从建设政治文明的高度来大力推进行政公开;完善决策听证制度,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培育政府官员的民主观念,严格依法行政,从而塑造良好的政府信用.     

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分析

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府需要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获取这种能力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其路径为主动渐进和被动强制。主动渐进路径表现为系统的互动性、过程的渐进性和结果的积极性,网约车监管充盈着这一路径特点,充满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参与、协商和互动。被动强制路径则表现为过程的间断—均衡、形式的诉求—回应和结果的冲击—改变。本文从抗争行动突发性、政府回应临机性、决策改变消极性、项目承接共谋性和环保体系变革性五个方面管窥全貌。不同路径产生不同效能,各级地方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制度化治理节约信息成本和提高协商能力,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