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而有力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治理理论,运用案例比较方法,对我国京豫浙川四地的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四地在背景动因、制度建设以及助推力量方面存在相似性,分别为问题倒逼、配以完善的机制体系、多元合力共同推动,但不同地区的创新实践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表现为下沉型、协同型、嵌入型以及融合型四种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既受到理论与现实的外部制约,也受到党组织自身发展的影响,还与社区的发展紧密相关。为此,需要继续加强党组织和社区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手进一步创新引领技术,不断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效。     

重新明确治理责任:理解社区治理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重庆市C街道网格化创新实践的考察

社区治理行政化与治理责任弱化共同作用于社区治理内卷化。如何重新明确社区治理责任成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的方向,也是理解社区治理内卷化的新框架。田野经验表明,重庆市C街道网格化创新实践重新明确了社区治理责任,其治理过程为:划分网格单元、落实治理责任;整合基层资源、软化制度约束;明确问题导向、夯实治理能力。网格化创新实践从几个方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优化权责利结构,强化居委会治理动力;激活社区主体性,提升居民当家人意识;培养群众化干部,形塑简约化治理格局。因此,重新明确治理责任的网格化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初探——基于社区结构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体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承载形式,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落实和深化。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角色划分不够清晰、政治文化观念滞后、非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受到资金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以及营利性组织的运行目标和村民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已经并将对农村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的完善,是目前有利于农村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与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农村社区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仍存在村民参与不足、治理能力较低、治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为此,本文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分析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从推动村民参与社区自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村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出发。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脱嵌与衔接——基于武汉市六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功能是巨大的。文章研究发现:在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互动融合发展中,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够清晰、资源整合效率不高、相关保障欠妥等问题,需要各方力量在工作运行、环境保障、机制建设上戮力而为,在促进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均衡发展的同时,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治理道德败坏问题的三个维度:个人、社区、政府

治理道德败坏问题需要从个人、政府和社会三个维度入手。个人治理的目标是从培养自己的善根入手来建立公民守德的微观机制 ;社区治理的目标是从培养居民人文素质入手来建立公民守德的中观机制 ;政府治理的目标是从营造公民守德的社会环境入手来建立公民守德的宏观机制。     

基于IAD框架的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问题及对策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对策。分析了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治理过程中协调与合作方面的挑战、监督与问责机制问题、治理过程中权责缺失等。借鉴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理论,提出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理论方法,基于此理论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加强社区治理规划,培育网格化社区治理资源、引入多元监督机制、关注治理结果的评估、信息技术支持、加强信息公开透明等。     

农村社区建设中社会动员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来自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查

社会动员是引导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方法能够反映农村社区的结构性特质。通过对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采用行政动员、项目动员、能人动员和自组织动员四种动员方法。同时发现社区社会动员存在社会动员思路不清晰;社会动员方法欠缺主次;动员能力弱、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合力;动员结果停留于表象,难以促进村民的价值观以及社区结构的改变;社会动员欠制度化等问题。要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理顺动员思路、加强动员的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培育多元动员主体、注重动员中共同文化观念的塑造。     

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社区治理— 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

重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改革策略。社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从一个典型案例承载的实证经验来看，国家激活和保证社会组织权利的初衷在于实现对社区的全面管理，国家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建构的合作及其深度取决于社区事务的类别和不同层级政府单位对合作收益的预期。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宜昌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宜昌市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实现了信息整合、结构优化和体制革新,提高了管理效率。但社会管理的技术化没有实现行政组织的根本性重构,因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仍然存在治理主体单一、政府控制过度、社区自治弱化等问题。完善网格化社会管理,政府必须推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促进社区自治、健全网格化社会管理制度。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机制探讨——基于苏州、佛山的案例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得到广泛推行。田野调研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在实践中表现出“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与“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两种类型。“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通过纵向科层资源的集中配置,将基层社会的扩大化治理事务纳入国家治理轨道,凸显了纵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基于社区本位逻辑,嵌入原有治理体系,并通过下沉治理单元,在社区内部塑造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显示出横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网格化治理制度实践的差异受到地方治理情境的影响,其中治理需求对接机制、治理资源动员机制和治理主体选择机制是形塑网格化管理实践差异的重要机制。基于中观维度的分析路径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差异化实践。     

老龄化背景下韩国农村社区治理经验及启示——基于CPTED理论的分析

当前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使农村地区预防与抵御犯罪的能力不断减弱,由此产生的农村社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以CPTED理论为切入点,通过梳理韩国CPTED的引入背景、制度建设与实践现状等内容,总结出其本土化发展类型。其中以居民为主导的安心村事业是韩国目前大力推进且已开展近10年的安全保障事业。韩国忠清南道老龄化安心村事业建设经验表明：农村CPTED实践除了改善物质空间环境以外,还应从农村独特的空间规划、人口结构、犯罪特征、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加强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具体包括完善CPTED条例,辐射农村范围;引导居民参与,构建多元合作模式;预防农产品盗窃,强化群防群控合力;整顿“空废裸闲”地,降低犯罪恐惧感;加强弱势群体援助,共织社区情感纽带等。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