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选择的S-SWOT模型研究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对内部组织条件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子公司自身的优劣势,还应当考虑跨国公司网络内部的母合优势和母合劣势;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环境,还要考虑与子公司相关的母国环境和全球环境;同时还必须结合海外子公司角色机制和跨国公司自身战略等影响因素,方能实现海外子公司当地运营和跨国公司全球配置的利益协同。     

基于代理理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只有完善我国的法律环境,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这样才能够缓和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才会形成一个均衡的所有权结构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代理问题、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结构

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带来了代理问题。所谓的公司治理在根本上就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 ,是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而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就是外部投资者保护其利益免于被以经营者为首的公司内部人攫取的一套制度安排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角色演进的机制分析

关于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由过去的母子关系研究转向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成长与发展的研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受到母公司指派、东道国环境和海外子公司自身选择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特殊机制的影响下,海外子公司在跨国公司网络体系中的角色随成长的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和演进。在海外子公司战略地位日趋重要的发展过程中,海外子公司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体系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海外子公司的战略自主权也得以不断提高,而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程度却不断降低。     

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权演进的理论研究

以子公司所存在的跨国公司网络为边界,可将子公司自主权演进的动因机制区分为内部网络动因和外部环境动因。外部环境的变化、网络内部的调整导致了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权限的被动调整,子公司自身的成长又促成了其自主权限的主动调整。能力和授权的变化是子公司自主权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和授权的变化组合,可将子公司自主权的发展演变归纳为五种模式。     

基于共同代理理论的信托公司治理研究

与一般公司相比,信托公司遵循的是共同代理理论,信托公司中的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作为委托人与经营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之间构成共同代理关系。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引起"代理人问题"和产生代理成本。致力于降低代理成本,基于信托公司的共同代理关系和信托公司关键资源安排,提出了信托公司的治理内涵。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三维网络嵌入性研究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舞台上日显重要的角色.如何更为有效和高效的构建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界定跨国公司网络嵌入性的基础之上,总结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网络,及子公司在这双网络中的嵌入性.而更为深刻的是,将跨国公司非正式关系及网络的引入,从而造就了子公司在这一特殊的非正式网络中的嵌入性.从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被完整的嵌入在了内部、外部及非正式的三维网络嵌入系统之中.这样无疑将跨国公司网络嵌入推向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借鉴意义.     

对公司治理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公司治理成为国际性热点问题 ,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理论中存在的概念、问题的再认识 ,从经济、法律和企业管理的不同侧面研究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机制和原则 ,指出了我国公司治理的创新方向。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的机理剖析

我国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应发现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和制度背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所谓理想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我国放松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限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契约分析

立足于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运用契约理论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近代中国公司经营目标演变分析

本文以公司治理机制为出发点,从理论角度讨论了影响公司经营目标的因素,并系统梳理了近代中国公司经营之道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介入导致了近代中国公司经营目标对营利目标的偏离,并随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进。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

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借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工具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针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整的过程细节,准确描述了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股东内部控制、要约收购、接管竞标等不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信息不完全和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控制权市场交易展开分析,从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阐明了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策略和条件。股权控制权市场的行为金融问题、股权控制权市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和股权控制权市场中的法律保护与管制政策设计问题将是未来该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降低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效率原则

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偏差、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及"搭便车"等代理人问题的存在,代理成本就无法避免.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代理成本问题而出现的,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必须以效率为原则,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监督机制来降低代理成本,以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平衡.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与代理理论的预测颇为不同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式。而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并不存在普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为解构这一世界性公司治理迷思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     

企业治理效率的契约关系研究--博弈论视角的考察

当今全球范围内企业治理实践中特有的复杂性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依据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集中探讨企业治理效率这一核心问题 ,指出企业治理的契约本质 ,并提出治理效率是由企业要素之间的契约关系内在决定的基本观点 ,具体论证了有效要素剩余索取规则、基于要素博弈均衡建立和巩固治理结构以及要素选择通报真情策略是实现高效治理的关键等方面的问题 ;得出在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多元化治理结构才是真正以效率为导向选择治理模式的初步结论     

公司治理结构探微

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涵义,指出了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公司的政治结构管理与经济结构管理、股权结构、建设公司治理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基础、约束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寻求公司的治理结构基元和变元,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探

社会转型提出了迫切的社区治理需求。社区治理所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而包含在社区治理中的社区自治的原本内涵未能得到凸显,社区的自组织、自治能力都较为薄弱。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设想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视角。     

基于休闲学的休闲城市评价标准研究

文章从休闲学关于休闲本质的研究出发,借用哲学中主体、客体、介体的划分探讨了休闲城市的系统结构,深入分析了休闲城市的全面内涵,提出"城市休闲发展度"是衡量休闲城市的根本标准,并以一个基础(城市休闲发展度)三个雏度(体闲主体、休闲客体、休闲介体)两个因素(外来游客、当地市民)为基础构建休闲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