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通过从法经济学视角和法社会学视角对乡规民约进行考察,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治社会中,应当由国家法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治框架下的自我完善,加强农村公众对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秩序规则的认识,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社会适用上的不足,将两者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制作用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人类虚拟社会生活的前景及预测

人类社会生活正在被信息技术所改造,这是一个既令人兴奋而又令人忧虑的时代。作为社会行动载体的"虚拟技术",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中更新着人们的社交网络,影响着人们的媒介化生活方式。处于"移动浪潮"阶段的"网民社会",存在着许多虚拟生存问题,面临各种技术社会的危机和挑战。只有了解和正视了人类虚拟社会生活的现状和前景,才能更好地预测和把握当代社会的本质及走向。     

村规民约的效力：道德压制,抑或法律威慑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在各自领域中依据不同的规则调整着社会秩序。革命和改革改变了乡规民约的社会基础,国家权力的渗透制约了乡规民约运行的空间。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此消彼涨,在互动过程中渐次提升村民的现代法律意识,进而推动法治中国缓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     

以中国图瓦人看风险社会中的当代边缘族群

由现代性所催生的风险社会随着全球化浪潮而浸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已成为诸多人类社会的生活状态.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现被民族识别为蒙古族的中国图瓦人也面临着除传统社会风险之外的现代性风险,并在普通大众和精英层面上形成了不同的应对.如中国图瓦人一样被裹挟进现代风 险社会的边缘族群,主要由其基本特征所决定,呈现了其在现代风险社会面前的失语境地.     

“适老型”社会的提出与创建

针对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速呈现的态势，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正在进入“老化”社会，广大老年人面临着诸多社会适应困境。据此，结合“积极应对老化”的国家战略和相关倡导，提出创建“适老型”社会的时代命题，并试图从学理上阐释“适老型”社会的理论涵义及创建意义。随后借鉴日本“适老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从制度建设、市场推动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适老型”社会创建的基本构想与主要内容。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社会认同：分化与再结构

围绕不同时代的社会认同建构方式,梳理了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尤其是两种不同社会的整合机制：“公民权”和“人民”;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社会运行逻辑与新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分化;提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认同再结构问题。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使社会产生了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多元利益主体 ,也因管理与功能承载的缺位而突出了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因。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 ,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 ,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由此 ,改造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近代命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社区整合的新模式使人看到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曙光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太空文明时代与文化守正创新

人类本体论应是时空合一本体论,在时空维度中,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已经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发展到了"太空文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应重新评估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地认识其特质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准确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价值立场,实现文化的守正创新。     

试论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道德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否满足主体(人或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具有鲜明的属人性、主体性,体现着主体自身的尺度。道德价值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包括手段价值,也包括目的价值。道德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承担着规范、约束、塑造和引导社会、人生之重任,而且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度量衡",表征着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道德具有实践品格,道德价值是人们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服务"功能,使二者实现和谐和统一;特别是如何成人成己,创造性地提升自我,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始终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在区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同质性经济学和异质性经济学关系的把握,重点探讨了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     

以伦理看待发展

自由可以成为发展的维度,伦理为什么不可以?伦理既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内涵,它应该和自由一样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十分丰富。伦理的不断提升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美好的伦理(如仁爱、和平、公义、宽容、合作、勤奋、节俭等)本身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高职院校优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探析

师资力量不足、就业难和生源质量低下等因素成为制约高职实现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林文庆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

出生于新加坡的杰出海外华人林文庆博士曾为中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几乎已经被中国历史所遗忘.虽然林文庆一向提倡和注重教育救国,并不认为革命是当时中国的首选,但由于他与孙中山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使他在不自觉之中亦逐渐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中.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林文庆是在参与辛亥革命,倒毋宁说他是在帮孙中山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