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收入结构与就业特征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

为农地承包权的顺利退出提供参考,对苏州市和宿迁市7个村庄391家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资源禀赋、收入结构和就业特征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禀赋方面,承包地面积、承包地块数、实际经营面积、宅基地面积以及是否发生过土地流转对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而拥有城镇住房的家庭退出意愿更强烈。2)就业特征方面,农民外出务工时间越长、上班地点离农村越远、从事的职业与农业相关性越弱,则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的意愿越强烈,同时接受过非农技巧培训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3)收入结构方面,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越高则农户退出承包权的意愿越强,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的家庭越不愿退出承包地。     

初始禀赋差异、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选择——全国8省30村的微观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农户家庭土地禀赋、人力资源禀赋、财产禀赋的差异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地流转选择的影响,从而分析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方法】基于2010年全国8省、1 585个农户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分位数选择模型和贝叶斯估计方法,测算不同初始禀赋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转出和转入农地的选择影响。【结果】各种资源禀赋和政策变量对农户农地流转的选择并不具有稳定的单调关系,而是呈现明显的分位数效应。【结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存在替代关系,对于初始禀赋处于劣势的农户,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显著;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激励作用有限;农业补贴政策应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小额信贷对农地流转具有明显作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效益差异分析——以邹城市为例

为了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振兴,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利用独立性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入差异以及不同流转规模和流转方式的收入差异,探讨农地流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明显高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采用出租方式的收入高于其他流转方式的收入,其次是入股和转包方式;土地流转方式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有显著影响,土地流转规模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具体的流转方式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乡村产业振兴、农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湖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2016—2020年湖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的制度基础,估计了农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了农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与村庄土地资源禀赋是决定农户承包土地规模的主要因素,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成为决定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     

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调查了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现状，了解了当地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找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基本特征方面，农户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农户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人口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方面，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土地块数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部环境特征方面，当地农户享受农业综合补贴力度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推进南疆四地州土地流转工作有序推进，应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农户非农就业培训，以农户就业促进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转变农户对土地的过分依赖意识；建立纠纷调解机制，保障农户利益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基于安徽省枞阳县调查数据

根据安徽省枞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结合Logistic模型,将农村社会保障分为新农合、新农保、社会救助进行分析,探讨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对土地的评价已由传统的就业和养老保障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过渡;农村社会保障对土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来自经济、农业资源禀赋方面,其中租金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家庭务农人数和农业收入比重对土地流转意愿有负向影响.     

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东海县农地流转现状调查及农户意愿影响分析

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217份农地流转实地调研问卷资料为依据,运用描述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农户农地流转现状、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地承包户户主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耕地利用的细碎化现象较严重,农地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模式仍是主流。多数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不了解,土地流转方式主要为农户之间的自主流转,通过中介机构或流转市场的几乎没有,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需要加快。很多农户表现出不愿意流转农地的态度,主要原因为农业收入仍是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农户意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租金满意度、当地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再就业政策等都对意愿产生影响。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土地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安徽省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现状,并通过对农户的抽样调查对影响农户流转农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转入土地意愿的显著性因子为农业收入、农业劳动人数、是否参加农村社保;影响农户转出土地意愿的显著性因子为农业收入、农业劳动人数、家庭耕地面积、是否参加农村社保;其他因子对农户转入、转出土地意愿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     

湖南省不同区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湖南省11县（市、区）11个村的25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将所选样本分为大都市郊区、县城郊区、一般农区、边远山区等4个区域,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土地流转历史及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与这4个区域的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均显著相关,而农业收入比重对除大都市郊区以外的其他3个区域的农户的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在总体模型中年龄、文化程度、土地流转历史、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及农业收入比重这5个因素均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在不同水平上显著相关.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提出了加快培养新一代青年农民、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农业投入及政策扶持等建议.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苏省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较强烈,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显著性因素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从众心理、对租金的满意程度;其他因素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为了增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土地政策意识,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等。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性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农户转入转出土地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农地流转具有收入效应,总体上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由此提出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析 ——以江西赣州市201 户农户为例

以赣州市201 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和土地流转行为,通过建立 Logistic 模型,从户主特征、农户资源禀赋、承包地流转特征、政策认知4 个方面对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被调查的201 户农户按职业、收入分为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占比分别为 5%、60.2%、34.8%;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影响纯农户转入土地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是兼业户转 出土地考虑的关键因素;非农户流转土地受家庭劳动力数量、承包地距中心城镇距离、流转费用和流转年限等 综合因素影响。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特征和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制定不同政策引导农户土地流转 是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和发展权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地流转中农户行为决策及其福利效应

从农户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应用Logit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测算和比较分析农地流转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农户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环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等是农户转出农地的重要诱因,农地价值、农机价值和农业补贴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用PSM控制样本农户禀赋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户主健康有改善作用;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用PSM-DID进一步控制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趋势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仍有改善作用,但对户主健康有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仍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仍不显著。建议在关注农地流转户增收问题的同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进城务工农户和留村农地流转农户的健康、消费支出等福利。     

陕西省农户土地再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促进土地合理有效的可持续流转,稳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的土地供给,利用对陕西子长县492名农户进行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农户土地再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分别就农地已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两类农户的土地再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农地已转入合作社的农户,其土地再流转意愿与农户文化程度和转出农地的租金呈正相关,而与农业收入、农地的转出期限和经营现状以及转出自发性呈负相关;对于农地已转入专业大户的农户,其土地再流转意愿与农户所从事职业的农业属性和土地租金呈正相关,而与农户年龄、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人数以及转出农地的经营现状呈负相关。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农户家庭总人口、土地转出面积、协议形式、转出形式均对农户的土地再流转意愿没有影响。     

贫困山区农户土地流转及撂荒行为探究——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份农户问卷调查

耕地细碎化和撂荒现象是当前农村土地面临的重大难题,贫困山区农地流转不畅及撂荒现象的改善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 份农户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土地基础条件和家庭生计禀赋对当前农地流转行为、未来流转意愿及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趋向非农化的现状下,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仅占18.2%,未来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占58.5%,当前有38.9%的农户存在农地撂荒现象。（2）贫困山区农地的当前转出行为和当前转入行为分别受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固定劳动力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均健康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未来流转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3）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的增多是造成贫困山区农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并加强对村集体的帮扶力度,以期改善农地细碎化及撂荒现象。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研究——以湖北、江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基于农户收入影响模型和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模型,以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农户最优的土地经营规模。结果表明:1)对转入户而言,土地流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土地流转面积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转入户的劳动力人均收入;2)土地流转对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转出土地的农户通常是劳动力已经实现非农就业或因其他原因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农户,农地的流转对劳动力的释放影响不显著,导致对其收入影响效用有限;3)对转入户和转出户而言,单位地块面积的增加均能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均种植业收入,并测算出农户潜在的最优生产经营规模为3.16 hm2。当前,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现有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四川省南溪区农地流转微观主体意愿的实证分析

为促进农地流转,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Logistic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事者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家中有无干部、社保参保率以及流转交易时间成本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要促进农地流转,首先应弱化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同时要完善政府职责,建立流转平台。     

重庆山区农户转入耕地补偿现状及影响因素——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

农地流转是解决农地撂荒、经营分散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根本措施。加快农地流转市场化,建立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土地流转存在零租金现象,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基于此,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利用171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块尺度研究农户转入耕地补偿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转入耕地以零租金为主,租金转入耕地比重非常低;尽管农地流转方式极不规范,但租金转入相对零租金转入正式,且零租金转入耕地比重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地块面积、平均经营地块面积、农业劳动力、人均种植业收入、房屋离集市距离及种植作物类型对农户转入耕地补偿行为有显著正影响,而对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变量影响不显著。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