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区际关系内涵与我国西部大开发

本文在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区际关系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如何协调区际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基于环境安全视角

协调发展既是国民经济乐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江苏省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定位,发现环境发展中的薄弱点与发展潜力,促进环境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以环境安全理论为依托,以强调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应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及变异系数法权重均值赋权,借鉴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来计算协调系数。结果表明：2001~2010年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系统的平均协调水平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并且有稳中上升的趋势,协调发展前景乐观;同时分析并提出了建立健全江苏省协调发展机制、探讨环境安全维护体系建设、制订缓解人口压力政策等建议     

利益、价值与认知视域下的环境冲突及其伦理调适

从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维视域出发,分析了环境冲突的形成原因,考察了环境伦理对环境冲突的调适机理.环境冲突是社会主体利益、价值、认知多元化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彼此间独断性的对立和冲突转向建设性的生态与互动,是化解环境冲突的根本路径.对此,环境伦理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环境伦理通过对环境价值的辩护,将自然拉进道德关注的视野,塑造和影响人们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结构,调适人类社会中工业文明以来不断制度化的生态缺失,从而作为一种积极的要素,推进各主体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由对立和冲突走向彼此共存的生态互动.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建设适宜性的国土开发强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特尔斐法、线性拟合预测、Kaya分解模型和多要素空间叠置分析等方法,测算未来各地市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建设适宜性的可承载国土开发强度,进而识别影响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限制性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资源环境要素对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呈现显著差异,水资源对国土开发的承载水平总体稍高于环境承载水平,而碳峰值承载水平为三者最低;（2）“不适宜”开发区主要分布在湖泊湿地和沿海滩涂地区,“适宜”开发区则以苏锡常环太湖一线、宁镇扬盐沿长江一线和滨海沿线为轴带集聚分布;（3）各地市未来可承载国土开发强度呈现地域性、时间性和结构性差异,苏南地区主要面临环境和碳排放的双重约束,苏中和苏北则受水、环境和碳排放的交替约束。国土开发强度承载水平预测可为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用地规模调控与生态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撑。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与国家环境法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经常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s,EKC),并将其运用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的解释之中。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本身并不完善。在摒弃了传统计量模型指标后,以国家环境立法和国家环保投资作为目标研究EKC。结果表明,环境改善的重要条件是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以环境法律的形式。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关系分析

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校正,测度长时间序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时空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998～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升级到拮抗阶段。在区域差异上,耦合协调水平总体空间差异处于“趋同-分异-趋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于区域间差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上下游之间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各省市呈现出多极分化趋势。通过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发现,富裕程度、创新投入、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本地耦合协调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本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人口规模通过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推动作用。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理论及EKC假说的关系——兼论中国地级城市的脱钩划分

脱钩理论与EKC假说,两者都描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脱钩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而EKC假说先于脱钩理论出现,并阐述了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脱钩理论与EKC假说的理论内涵,首先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得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运用一阶差分GMM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数理分析和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脱钩理论与EKC假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且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正好对应于EKC的拐点。其次,结合二者的关联,本研究将人均GDP水平加入脱钩类型的判定标准,在传统脱钩状态分类的基础上,以EKC拐点处所对应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数值为0.8的脱钩弹性系数为两条分界线,进一步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类型划分为6种形态,分别为"高收入未脱钩"、"低收入未脱钩"、"低收入相对脱钩"、"高收入相对脱钩"、"低收入绝对脱钩"和"高收入绝对脱钩"。最后,本研究将理论部分所做的推导以及脱钩的象限划分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脱钩案例研究中,并依据一阶差分GMM的回归结果,将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行了归类。对2004—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近50%的城市尚处于"低收入未脱钩"和"低收入相对脱钩"状态,意味着中国地级城市发展不平衡,且城市内部的脱钩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问题突出,这些城市在未来的绿色脱钩建设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着"保增长"和"促脱钩"的双重任务。     

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与理论解释——江苏省江都市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模型,研究数据来源于江都市3县30个村的实地调查,主要是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过程和诱导因素,为国家引导和制定合理的宅基地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都市为代表的农村宅基地制度逐渐从无偿、无流动向有偿、有流动演变,宅基地产权权能日益完善。影响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土地资源短缺程度、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区位条件、各主体经济状况(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人力资本以及政策等因素。鉴于此,在未来的宅基地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趋势,选择宅基地制度创新方向;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快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其可行能力;以及积极发挥政策的诱导和支持作用。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再论环境社会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四种基本关系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兰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环境健康的权利进阶与立法展开 ——兼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不但要尊重并认同环境要素的内在价值、尊重并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良好状态,更要保护人类的健康。只有“人”与“环境”都受到了保护,都不因对方而受到损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环境健康权是环境健康利益的权利表达,也是健康权与环境权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的全面对接和融合的结果,反映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环境健康权的损害往往表现为环境要素、环境功能与公众健康的共同损害,环境要素的损害是因,环境功能和公众健康的损害是果。通过规范人们的环境行为,保护公众免受环境有害因素侵害、预防环境要素的损害,维持和改善生态功能,是保障环境健康权的应然路径。国际环境法制已将公众健康从保护对象提升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司法适用。保障环境健康权也成为我国环境法制的新趋向,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仍缺失对环境健康权的宣示,也缺乏更多、更完备的环境健康权保护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应该赋予《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新的历史使命,让它成为保障环境健康权的一道制度城墙。通过吸收国际环境法制发展成果和借鉴我国《环境保护法》等先进立法经验,我们应将保障环境健康权确立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最终立法目的,建立全覆盖的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制度和人工繁育重点野生动物用途管制制度,针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开发、利用、消费行为,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保障环境健康权的野生动物分类制度和从源头到末端的交易管理制度。     

运用证据权重与确定性系数合成模型进行钉螺-环境因子的空间关系研究

钉螺是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研究钉螺与孳生环境因子的空间关系对采取有效的查螺、灭螺措施有重要的科学和社会价值。以鄱阳湖恒湖农场茶叶港草洲为研究对象,应用证据权重法与确定性系数法合成模型研究植物南荻、苔草、藜蒿、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导电率、海拔高程7个证据因子与"钉螺出现与否"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一定范围内高程的增加易于钉螺孳生;钉螺在湿度相对较大(大于0.35%(m~3/m~3))的环境中分布较少;苔草丰度过大(高于4 368 cm~3/m2)过小(低于1 457 cm~3/m2)都不利于钉螺孳生;钉螺较易孳生在南荻丰度较大(高于2 745 cm~3/m2)的区域;电导率较高(高于0.07 m S/cm)区域钉螺较少;土壤温度在16~20℃范围利于钉螺孳生。在模型预测结果图中,占研究区总面积13.7%的极高易发区的较小范围内预测到82%的钉螺空间分布,评价曲线的曲线下面积高达88.7%,说明模型的预测成功率很高,表明该模型适合研究区域钉螺孳生与其影响因子之间的空间关系。     

论环境管理思想与环境科学的协同演进

文章首先分析了环境管理的思想渊源与环境科学的产生;然后分三个阶段对环境管理思想的演变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进行回顾,进而从管理对象、主体和方法三个方面对环境管理思想与环境科学研究的协同演进关系进行反思;最后,文章指出,随着主流环境管理思想的演变,环境科学的发展将走向综合化、人文化、立体化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