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对互联网社会中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地理距离在信息化时代下是否仍然起作用引起了争议,地理距离是否已死成为关系到地理学科安身立命的重大命题。本文选取两档具有代表性的综艺节目为例,基于网络上的节目百度指数测度节目的信息关注度,分析节目关注度的时空变化,检验地理距离对信息关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地理距离在网络信息传播与接收中仍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离播出地区距离越远,节目关注度越低,尤其在信息传播初期更为明显;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地理距离的作用也在逐渐变弱。研究认为,即使在即时信息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包括地理距离在内的地理因素仍然至关重要。     

文化距离与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文化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和消费者选择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并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Hofstede文化四维度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向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通过回归模型测算了文化距离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呈现负相关关系。该结论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制定贸易国别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重视美、日、欧三大传统市场的基础上,也应当重视对拉美等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的开发,从而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市场格局更加合理完善。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基于组态的视角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     

文化距离对海外市场入境中国游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市场的分类检验

基于扩展的重力模型,运用中囯入境旅游19个主要客源国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不同来源、不同动机的入境旅游市场分布的背景下,探索文化距离对海外市场入境中国游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文化距离与海外市场入境中国游之间呈现出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既有促进效应,亦有阻碍效应。(2)在区分来源的检验中,文化距离与来自亚洲的入境旅游之间仍呈现出倒“U”形关系,但对于亚洲外的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阻碍效应。(3)在区分动机的检验中,文化距离与观光休闲和务工型入境旅游之间均呈现出倒“U”形关系,但对商务会议型入境旅游的影响不显著。     

CEO空间经历对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以我国民营企业500强为研究样本,基于2005、2011、2018年企业总部数据和CEO空间经历数据,运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揭示中国民营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特征,并解释了CEO的空间经历与企业总部区位布局之间的地理空间关联。研究发现：(1)我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等沿海3大城市群,呈现高度密集分布特征。(2)我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主要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即集中在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3)从CEO空间经历与民营企业500强总部布局的地理空间关联来看,CEO的出生地、就学地与企业总部所在地在城市、省域及区域空间尺度上相同的比重较高,关联性显著。其中,CEO最后学历就学地相同数占比均达到30%以上;但不同行业关联性差异明显,制造业CEO最后学历就学地和企业总部位于同一座城市的比重小于其他产业,关联性相对较弱。     

基于社交大数据的地理距离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黄山市旅游者为例

在大数据背景之下,基于黄山市旅游者微博签到数据,定量分析地理距离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空间分布上,本地旅游者倾向于在城镇中心集聚,短途旅游者分布较为均衡,长途旅游者呈现出向高等级旅游景区集聚的特征。（2）在景点选择上,黄山风景区和宏村景区的旅游吸引力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徽州古城的旅游吸引力则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不同地理距离的旅游者在黄山市景点等级的选择上有所不同。（3）地理距离会影响旅游者在酒店及餐厅的消费行为。在餐厅类型选择上,随着地理距离增加,旅游者对黄山本地美食餐厅的偏好愈加明显;在消费支出上,长途旅游者酒店和餐厅的消费支出均为最多。（4）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地理距离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有所差异：本地旅游者以放松休闲为主,短途旅游者则是观光与休闲结合,长途旅游者以观光体验为主。     

中国城市群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地理距离：网络外部性的视角

以往研究对于距离在网络外部性影响城市功能过程中的作用所知甚少,而且多关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对城市间竞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的负效应缺少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空间的视角,以城市群内的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例,建立一个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来揭示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网络外部性与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强度随着远离城市群核心城市而上升,互联网渗透率和列车网络中心度会显著地强化这一效应;②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随距离变化的机制在于竞争效应比协同效应对地理距离更加敏感,从而衰减更快,因而靠近核心城市的城市在生产性服务功能上遭受了“集聚阴影”,而远离核心城市的城市在功能上更多的受到了协同作用的支撑。本文结论为推进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10～14世纪中国学者对西域的地理认识

本文通过１０￣１４世纪中国学者在西域的各种旅行及所作游记的记载,分析了他们的地理认识,以揭示中西地理学交流前的状况。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家,而其中民营企业是对美投资的突出力量。运用EXCEL和ARCGIS软件,定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州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结论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美投资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集中于一点(五大湖地区)两带(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特征。投资动因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创新导向性。各州的GDP、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人口数、专利数量以及RD支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中国外贸货物出口的地理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货物出口距离和GTWR模型

研究基于出口距离的基本定义及衍生的出口偏移指数（IMEO),探讨了2005—2016年中国317个市域单元的货物出口格局演化。同时,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表征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了其对于地区货物出口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5—2016年IMEO呈现正余弦叠加振荡,外贸货物出口格局的演化态势为：重心西移→重心东移→重心西移→重心东移,表明西部地区的货物出口贸易受经济转型和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② 在对外贸货物出口的整体影响上,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政府财政投入对货物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式微,通信技术发展对西部外贸货物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东南部更为显著。研究认为未来东部应当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对贸易风险的管控。西部则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业生产能力。     

地理学视角的京津冀地区工业企业融资成本分析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些又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因素呢?基于京津冀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大数据挖掘,定量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的相关性,解释了地理因素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看,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越近、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越多,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②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更高。③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无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河北省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正相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④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对重工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显著,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性不大。     

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地理分布对银行利润效率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区域发展研究一直是金融地理研究中关注的重点。目前,对于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地理分散化程度能否为银行绩效带来正面的影响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本文在利用2007-2013年中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向各省投放的贷款数据,分析了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地理分布特征及不良贷款的地理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及Battese和Collie的基础模型构建超越对数利润函数模型,对商业银行贷款地理投放分散程度对银行利润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提高贷款的地理投放程度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盈利和利润效率。2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受国家政策干预影响较大,贷款投放区域覆盖面更广,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投放比例明显高于中小型商业银行,其平均利润效率一直高于中小型商业银行。但近年来,随着中小型商业银行贷款地理分散程度逐步提高,两者利润效率的差距逐渐缩小。3目前,中国部分中小型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依然以关系型为主,提高贷款的地理投放分散程度会降低其利润效率,应谨慎面对多元化经营问题,不可盲目随从。     

基于自然地理分区的1990-2010年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化

1978年以来,在全球变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国家尺度上的粮食供销格局,也影响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农业生产的受灾风险,甚至区域生态安全。以往的研究大多在南北地区、三大地带、八大粮食产区等分区基础上考察这一变化,难以充分反映这一变化的自然地理特点。利用1990-2010年县域粮食产量数据和粮食生产集中度指标,通过考察不同雨量带、温度带和地貌类型区集中度指数的变化来揭示格局变化的自然地理特点。研究发现:1990-2010年间,中国各区粮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由于增长幅度不同,中国粮食生产中心由800 mm以上雨量带向400~800 mm雨量带偏移,由亚热带向中温带和暖温带转移,并逐渐向平原地区集中。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化不利于水热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却有利于发展机械耕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对格局变化,中国粮食生产应进一步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     

顾及企业注册地址的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网络视角下的国有和民营制造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进程中,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构建起愈发紧密的联系网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差异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领域。有别于传统的对区位资源论的分析,本文尝试将映射在区域尺度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运用于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并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丰富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有国有企业网络资源不仅影响后续国有企业的投资选址,也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但现有民营企业网络资源仅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从时间维度看,2008—2012年国有企业网络资源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分别对后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选址产生影响,2013年以后,国有企业网络资源深刻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这一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对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制

通过对1981～2008年12类农作物种植重心、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专业化指数的计算,探讨了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种植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路径,并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构建分析框架探讨其演化机制。结果显示:(1)中国种植业整体上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大,区域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逐步加强。(2)与制造业地理集聚总体呈现"南下东进"不同,种植业地理集聚逐步"南下西进",从东部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也是重要的集聚地,而昔日鱼米之乡的优势已逐渐下降。(3)农业地理集聚格局的演变经历了由自然集聚向社会集聚进而形成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的过程,其中,自然集聚的作用日益减少,而社会集聚作用逐步增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社会变异步伐的加快,也将进一步推进农业的地理集聚和空间重构。     

中国城市网络化空间联系结构——基于银行网点数据的研究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以全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城市)为研究对象,以33家国内外银行的88022个网点各城市间的级别和数量分布为基础数据,运用链锁模型、Zipf法则、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市间联系和城市节点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五大城镇密集区之间的联系成为这一网络的主干,东西部网络密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差异;城市联通度的规模分布符合Zipf法则,但呈现明显的双分形特征,各城市的节点度同样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呈现显著差异;此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所分别对应的城市整体联通度和相对联通度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明显差别;上述结构特征同各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从形成机制上看,朝向集中化和均衡化的一般空间政策和行业空间政策对这一网络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地理学第一定律之争及其对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启示

地理学理论尤其是定律的争论, 实质上反映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理学认识的发展, TFL(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之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场争论中, 地理学理论的建设超出了传统的以科学哲学为基础的理论思考, 出现了科学社会学对地理学理论的反思这一新的视角。以TFL的合理性为基础, 地理学家论证了TFL在匀质空间和非匀质空间中的合理性, 并强化了地理学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论证过程中, 早期的例外论之争、计量革命和理论革命都被提及, 而其关联的基础之一是GIS和GISscience的发展及其对现代空间的表述和解读。而且, TFL之争以“邻近”为核心, 在理论上与研究维度、尺度及其转换和时间地理学结合起来, 构建了以“邻近”为核心的“维度-尺度-地域”关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