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明清时期河州穆斯林商帮兴起初探

明清时期,在河湟地区（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与青海省东部一带）活跃着一支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商帮。这一商帮虽然在清代十大商帮中未占据一席之地,仅仅是晋陕商帮中的一个分支,但他们在河湟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界对于河州商帮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党诚恩、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李清凌主编的《甘肃经济史》和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以及高占福《明代的甘肃回族及其社会经济发展》、赖存理《清代回族商业经济初探》等文,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贸易关系。对明清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的研究,既可探寻明清之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可为今天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一些经验。     

高昌回鹘与河州

高昌回鹘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的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在高昌回鹘的历史长河中,它虽然是一段不受关注的插曲,但对于元代以降的河州而言,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研究,不仅是对高昌回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对大批东迁至河州的西域民族的研究,为解决河州民族史上一些悬疑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河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解释所属地名称用“河州”而不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缘由。接着初步概括了河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提出了伊斯兰教传入河州的时间。随之罗列了清及民国年间河州伊斯兰教历史上的20件大事,以便先给读者一个大概的历史印象,而把文章介绍的重点放在有一定实地调查的清真寺和拱北上。然后根据很有限的材料,尝试性地对河州的穆斯林和河州的经堂教育作了点研究。最后则是对河州伊斯兰教经学典籍、思想、器物、技艺等等的提纲式列举。     

关于河州脚户的调查研究

“脚户”是旧时西北地区以驮队形式从事贩运的一个行当。在甘肃河州历史上 ,脚户在民族构成上主要以回族为主。他们往来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 ,为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依据田野调查的资料 ,对甘肃河州脚户的情况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并将其与云南回族马帮进行了一些比较。     

云南商人与近代滇藏商贸交流

源远流长的滇藏商贸交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 ,成为维系近代滇藏往来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是历史上商贸交往最密切 ,对彼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显著的历史时期。这其中 ,云南商人持续活跃在近代滇藏商贸舞台上 ,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同时也对汉、藏、纳西、白、彝、普米等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20世纪初西藏城市中的尼泊尔商人

20世纪初 ,在我国西藏定居和客居的外族人大多居住在中心城市或边境地区从事商贸活动 ,其中尼泊尔人数量较多。本文通过对居住在城市的尼泊尔商人状况的浅析 ,了解 2 0世纪初西藏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     

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地理因素分析——论西安、南京、河州之于明清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明末清初,面临信仰危机的回族分别以西安、南京、河州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虽然三地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的展开、教派门宦的形成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伊斯兰教.本文试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探讨三场运动源起于西安、南京和河州的原因.     

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

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是以伊斯兰教门宦制的出现和出身于河州的西北回族军事首领的兴起为标志的。伊斯兰教门宦制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河州是由于特有的政治、地缘文化、经济等因素为河州回族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宽松环境。众多回族首领之所以出自河州,除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大起义的大气候外,以河州新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兴起为标志的河州回族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则是河州回族军事首领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河州军事首领的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回族的愿望,也是清政府的期盼。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     

明清广西商业资本论略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地处边陲,经济较之中原地区属滞后地区,商业发展缓慢,商业资本积累不雄厚。广西这片尚待开发的商业市场吸引了外省的商业资金,尤其是与广西水路交通便捷的广东商人。这些外省商业资本进入广西市场,与广东商业资本、本地商业资本一道,共同推进广西商业市场的发展,明清时期进入广西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是:贩运资本、经营资本,贩运兼经营、高利贷资本和手工业资本。其时,在外省商业资本的带动下,广西本省也萌芽了本地的商业资本。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明清《西番译语》传本寻踪

文章根据明代以来的书志著录、19世纪末叶至今的相关研究以及个人的寻索访求,梳理出海内外<西番译语>几种主要传本的共性和特色,考察了其藏存的相关线索,同时对其珍贵的语料、史料价值作了简评.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十三)

本文考证了明清时期广东、广西所属州县12位进士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重点提供了他们为回族的根据,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