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

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运作逻辑的探析发现,依附于科层制之下的扶贫项目在实施前的选择性平衡、实施中的反科层制逻辑以及落地后的短期效应,共同造成项目制在扶贫开发中功能的式微。扶贫项目在地方实践中的非均衡分配规制了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项目进村时呈现出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在扶贫项目打包中以“反控制”的策略从中谋利,项目制“短、平、快”的目标导向弱化了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面对扶贫项目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项目执行的监管力度,提高基层政府的精准扶贫治理能力,制定扶贫开发的后续扶持政策。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社区业主代表大会模式的制度创新——以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该如何建设,这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背景下优化社区治理、建设和谐社区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为例,论述其基层治理体制的发展过程,并对上地西里社区业主代表大会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探讨了城市社区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民国年间中国部分社会学家所经历的“内在转向”使得当代社会学者在重新解读他们的研究文本时需要将学术史同其所处的社会史结合起来分析。本文即以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切入点,将乡约之“乡”和“约”拆分为“治理单位”与“治理规则”两个维度,一方面解析作为“治理单位”的“乡”与“治理规则”的“约”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另一方面则探求杨开道对历史脉络中的乡约展开研究所指向的民国地方自治实践,分析杨开道对地方自治基本单位和自治规范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背后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将学术史的阐释与社会史的解析进行融通,探索一种理解学术观念生成过程的研究路径。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反思性引领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以及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目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客观存在的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系统二者的张力实际上凸显着反思性引领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是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一种机制性反思,它强调以程序建构及其实践来对党组织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引领行为进行自主性的反思,并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反思中同步塑造新的引领行为。深入分析得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蕴含两种基本逻辑：一是基于子系统关联性运作的结构逻辑,其以程序构建来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对话结构,从而以规范性条件、规则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来建构一种关联性运作的系统整合结构,包含“多层的逻辑关系结构”“制度空间内契合的制度复合体”“规范化反思的程序实践”三个层面;二是基于组织理性假定来持续修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行动图式的过程逻辑,具有“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评价贡献”三个维度。反映群众和再组织正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的内在机理。     

社区治理的社会化运行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四大主体,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利益需求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等视角,分析了重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必然性,提出完善社区治理社会化运行机制的四大举措,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积极培育浓厚的社区文化意识、培育扶植社区组织以及大力培育社区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等。     

警察与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以1901～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北京[1]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原有的治安管理体系几近瘫痪,城市秩序混乱。为稳定城市秩序,警察出现在市民生活中,具有现代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的警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北京治安在政府、警察与民众的互动作用下,出现了一些好转,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建设世界城市:北京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北京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发展目标,既是北京城市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今后参与全球化的需要。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应对之策,即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构建首都大都市圈管理新体制,建设国际金融之都,打造各具特色的功能区、重点打造CBD功能区,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首都软实力等。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China (1993-1999)

Universal access to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volves a process of diffusion from localities to the whol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in which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play a key role as a facilitator.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more than 200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seven years (1993-1999) serves as a case for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Our findings show, firstly, that in adopting a new social policy, city governments have to respond to the social desire of local citizens while keeping fiscal constraint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ffected by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the vertical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 also subject to competitive pressures from other cities at the same level. Secondly,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innovations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 Thirdly, central government orders exert both a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upon city governments, with provincial orders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And lastly, there is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time lag effect of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at provincial level upon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adoption.     

1912年～1937年北京公用事业发展中的市民维权活动

民国时期,电力照明、自来水、有轨电车等现代城市公用事业在北京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其经营、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对用户权益,乃至市民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从而引发了北京市民的维权抗议活动。     

试论1928年迁都对北京的影响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1]。失去"国都"光环的北平在呈现百业凋零态势的同时,城市发展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自我意识和地方特色得以彰显。这一阶段是北京这一传统的政治中心古城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对理解近代北京发展历程及今天的首都建设都不无裨益。     

北京的郊区化困境与服务业发展机遇

在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市大多数郊区未能在就业、居住与购物休闲之间达成平衡,不仅难以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反而加剧了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紧张。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看,以上困境正是北京郊区服务业发展的大好机遇。政府必须在郊区的交通、基础教育、医疗保健、治安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并鼓励各种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在郊区的发展,而不宜轻言商业地产的过剩和调控。     

环京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探讨

环京区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域之一 ,但其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环京区域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本文从全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角度回顾并分析环京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 ;总结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国外区域管理经验 ;在此基础上 ,探讨未来环京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与对策。作者认为 ,环京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复杂、重要的课题 ,必须从中央、地方与企业三个方面来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合作     

浅论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与措施

体现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和追求社会民主是公众参与规划的实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 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制度 ,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决策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传统管理模式 ,急需以法律的方式指导公众参与 ,并大力推进新式社区的建设 ,以求形成公众参与的切实有效的机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之民生住房保障体系对策研究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根基。综合考察北京的阶层收入差距、北京房价和北京的经济实力以及进一步城市化的需求,本文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加强民生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管理。本文就此提出相应对策,这个对策的基本思路是:需求-分级-分配-流转-退出一体化;土地-资金来源多元化、用途专一化;法律-法规-政策-监控一体化。这三者形成统一整体,统一执行。     

Living on the edge: welfare and the urban poor in 1930s Beij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poverty and welfare provi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as dialogue and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urban poor. Earlier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rban have tended to emphasize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efforts of planners and city governments to modernize China’s cities, rather tha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extensive archive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Social Affairs Bureau to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poverty and the agency of the poor. The archive confirms that Beijing’s growing and increasingly formalized welfare institutions were designed to discipline the poor as they alleviated poverty. However,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pplicants for welfare and the Social Affairs Bureau also reveals that the poor often approached these institutions instrumentally and assertively. Recourse to the welfare institute became a livelihood tactic, a claim on the authorities in pursuit of which certain sub-groups within the poor mobilized intangible assets, from social networks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ded terms of the system, to sway the terms of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heir own fav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