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关于修辞原则的重新思考

文章从修辞学前辈们对修辞原则的不同论述出发,根据所控制的对象不同,修辞原则可表述为“适境原则”和“有效原则”。本文认为应该在这两大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上开展修辞活动。     

对20世纪50年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20世纪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初衷是用艺术再现战争历史,揭示历史的本质发展规律,但是作家们在依托现实的写作中却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象牙塔。因此．这些小说由现实入手又远离了现实的本质,构筑了一个以精神为基石的理想世界。     

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意象的创作得失及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城市意象。城市意象的书写既有着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还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面对着这一新的异质性的文学资源,只要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将其完美地整合到传统的乡土小说资源中,中国21世纪的乡土小说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日常生活叙事诗学的宿命——“50-70年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日常世俗生活＂,本来就是小说叙事的原点。然而,当小说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诗歌、散文的正统正宗地位,特别是共和国＂50-70年代＂文学,由于过分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作用,拒斥小说消遣、娱乐属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强权规约,特别是对＂政治第一＂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强调与夸大,小说叙事越来越疏离和拒斥日常世俗生活而走向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以理想代替现实,用精神代替物质,让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文学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     

试论50～70年代主流小说“革命的古典主义特征”

50～70年代的小说创作贯穿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年后是“两结合”。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两结合”实际上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中国形式。这一时期主流小说的古典主义特征突出地表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本文主要从50～70年代的文学环境和主流小说的创作实践入手,阐明这一时期主流小说“顺应政治意识形态、崇尚理性、规约性强”的古典主义色彩以及“革命的古典主义”特征。     

关于高职体育教育重新定位的理性思考

在党和国家提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新形势下,高校体育教育必须重新定位。文章从教育改革的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对高校体育教育的重新定位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就双向定位后的高校体育教育做了探讨。     

关于人类自身的思考--论周梅森"战争系列"小说

在战争系列小说中,周梅森通过一系列的故事展现人性的复杂、人类的生存性困境以及人类为摆脱困境所作的努力.从而揭示出历史是在人类前仆后继的牺牲中艰难前行的,又正是变幻无常的历史进程凸现出人类抗拒命运的主体力量.     

关于我国50年代院系调整的一些思考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作为社会整体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调整涉及到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院系整合和学科设置等,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在简述这次院系调整概况的基础上,就其动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其得失作一番探讨,以期获得有益的启示。     

意义的绝对控制--文革时期出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叙述方式分析

文革时期出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叙事策略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以完全可靠叙事、谕示“唯一解”的叙事导向、隐含作者和假想读者形象之间的极度不对等关系、各叙述要素之间的高度一致性等手段达成了对释义的绝对控制,而这种绝对控制的目的则是以文本之神谕置换读者个体经验、思想和情感,从而把读者塑造成工具。     

农民化与市民化：四十年代两类通俗化小说的审美比照

20世纪40年代农民化与市民化两类通俗化小说从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表现技巧、语言风格以及内在美学精神来看都有明显差异，前是体现出农民趣味与革命性追求的统一，后显示出市民趣味与现代性追求的统一。     

试析当代中国老年人生死观与生死态度之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当代中国老年人在生死观上表现为不怕死,而当真正面临死亡时,又呈现出恐惧的一面。此生死观和生死态度之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解决老年人生死观和生死态度之矛盾,一是要突破人们对死亡的避讳,二是避免用革命英雄主义生死观看待自然死亡,三是要对老年人进行生命教育,提升其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     

试论史铁生小说之生死维度

生与死的问题是史铁生小说的总主题。这一主题性思考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死何以消解生之沉重,其逻辑进路是从生的价值虚无到命运的无可奈何再到历史的无可选择,结论自然是灰色的,即生的艰难与无望只有靠死来消解。二是生何以承担死之虚无,其思考的核心是既然死是命定的,在此之前就必有一个生之过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在过程中,生是实有,死倒是虚无的。要之,先以死消解生的虚无,再以生消解死的虚无,由此开出一条富有坚韧与乐观精神的“过程人生哲学”之路。     

先锋历史小说的历史观

本文分析了先锋小说的历史观 ,指出先锋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更多地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相通。而且“元历史”理论的疾病——认为历史是文本 ,否认历史客观真实的存在 ,同样是先锋历史小说的不足所在 ;先锋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着自身的矛盾 :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质疑着历史真实的存在 ,却又企图在自己的叙述中重新结构历史的真实     

论宋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革命与抚慰：现代性激进化中的农村叙事——重论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农村题材

论文试图从现代性视角去审视中国五六十年小说中的农村题材问题,既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看到它的种种过度意识形态化。中国革命要把历史重新建构为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上,这就要在文化上开创一种新的历史,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开始建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启蒙文化驱除出去,把文化的方向确立在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的基础上。赵树理的作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初建构的资源,它既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斗争,也不那么血腥暴力。但革命在那个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温和情感”来抚慰农民。这也说明文学与革命构成的现实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既需要文学来建构激进的未来形象,也需要它现实地以民族传统的“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抚慰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就是“农村题材”所承载的思想的革命性与艺术形式的民族形式之间的悖论所在。     

伍尔夫小说中的生命意义诉求

在伍尔夫夫人的小说中 ,充满了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寻求。一方面是在各种心理情境中的直接冥思 ,属于个人性 ;一方面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渴望与努力 ,并将此指向价值意义。这种心理和生命的诉求成为作家所有创作中的拯救力量。     

论孔孟儒学显示的生命真谛

人类自出现起就开始对自身的奥秘猜测、探询。尤其对于死亡的恐惧，困惑，更引发芸芸众生的痛苦、躲避、抗拒、超脱种种生活选择，而古往今来的哲人，不约而同地探索生命的真谛。孔孟儒学对中国化影响至深，它是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内在支柱。他的魅力来自仁、王道精神对于生命的升华，建立理性的时间意识、生命观念，牢固的伦理道理观，深刻的忧患意识，进步的民本思想，以此与实现人生的终极悲剧抗衡。     

建国后英模人物形象变迁研究

在建国后三十年的经济舞台上,以模范教育为主要手段,英模群体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英模群体身上不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感、社会的责任感、职业的满足感、家庭的幸福感,但是不同的时代又赋予了英模人物许多专属于该时代的政治形象和特征。文章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如何赋予这些英模以不同的形象和特征,以及通过这些形象和特征,我们又能从中如何还原历史面目进行了探讨。     

论蒙古族萨满教生死观——蒙古族生态文化的历史考察

生死观（包括灵魂观）是蒙古族萨满教教义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的几大问题在今天来看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在萨满教关于肉体与灵魂关系的阐述中,蕴涵着哲学基本问题的萌芽;萨满教虽然认为长生天创造了所有生灵世界和无机世界,但是这种观点中包含着重视生命体的存在和保护所有物种的泛伦理主义情怀,也蕴涵着彰显人的主体性、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力争做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等观点,这些对当今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都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