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对比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了解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对这类旅游地的经营管理非常重要。该文以丽江古城为案例,以现实游客在网上发表的旅游地评论为素材,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发现在高强度旅游开发背景下,国内游客对丽江古城的整体印象优于外国游客,其重要原因是外国游客对古城镇现代化、商业化、拥挤的容忍度更低;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外游客对丽江古城民族风情与乡土文化的印象远弱于对其古城风貌的印象。基于研究结论,就民族地区古城镇旅游经营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主客交往偏好对目的地形象和游客 满意度的影响 ——以广西阳朔为例

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交往的性质等因素决定了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交往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学术界对主客交往效应的经验研究也没能得到统一的结论。本研究根据目的地国内旅游主客交往效应研究的不足,以阳朔国内旅游者为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主客交往偏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和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客交往显著影响目的地形象、目的地形象显著影响满意度,但主客交往对满意度无直接影响,主要通过目的地形象对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具体地说,主客交往偏好包括密切交往和适度交往两个维度,密切交往对认知形象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密切交往通过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显著正向直接影响满意度;认知形象通过情感形象对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文章最后还分析了研究的理论和管理意义。     

空间视角下旅游休闲场所的主客关系 ——以广州白天鹅宾馆大堂为例

利用空间句法理论对广州市白天鹅宾馆大堂的空间组构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因素在主客交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酒店大堂呈现“视觉整合统一,空间分割互补”的空间构型特征,该特征与游客需求相适应。2）大堂中的主客关系表征出接触时间短、受限于特定时空间、地位不平衡等特点,游客在主客关系中的地位高于酒店员工,酒店的盈利性是塑造主客关系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3）空间对不平衡主客关系的塑造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大堂空间“迎合”了各类旅游休闲者的需求,促进其旅游休闲体验的提升,同时“规训”了酒店员工的行为;空间对部分酒店员工产生了正向的“外溢”作用;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水平的“门面”和“舞台”,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大堂的空间设计维持不平衡的主客关系。4）酒店管理者及员工有意图地为游客营造“家”的感受,提升其满意度及出行体验。“家”的建构与游客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有关,在特定的空间构型下可外化为舒适性、便利性等诸多体验,并作用于其消费等行为。     

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定量综合评价——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例

自我国全面实施两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通过检索研究文献发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已成为国内旅游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稳定方向.然而实践表明:基于区域微观尺度的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优劣是衡量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因此对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科学评价,才能有的放矢地为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制定出适宜策略.本文构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资源--经济--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优势发展县域凯里(市)综合评价得分最高为1.510,显示出其作为黔东南州首府旅游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基础优势;极核发展县域雷山、镇远、施秉、黎平、从江和榕江旅游发展速度较快,逐渐成长为黔东南州旅游发展的核心民族县域;均衡发展县域锦屏、台江、剑河、黄平、麻江和丹寨发展潜力较大;滞后发展县域岑巩、三穗和天柱发展较为缓慢.上述结果揭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和规律,为民族县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探讨——以西双版纳民族旅游地为例

社区参与旅游在提出后,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中国目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内容大部分侧重于理论与宏观方面的研究,比如：对西方社区参与理论的评析和引入;对中国社区参与模式进行宏观论述;在旅游规划中倡导社区参与理念等等,都缺乏细致深入的实证探索,故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为主线,以傣族园、基诺山寨和勐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西双版纳民族村寨的案例分析来充实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为社区参与旅游的科学性与应用性提供支撑。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基于ARIMA模型的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分析——以丽江为例

旅游业是敏感性产业,其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危机事件众多影响因素中出现较为频繁的一类因素.选取丽江市2000～2010年入境旅游游客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在ARIMA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构造出虚拟变量模型,定量分析了该阶段危机事件对丽江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年的SARS对当年以及次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影响比例和影响人次数方面最大,而2004年南太平洋海啸和国际恐怖活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丽江入境旅游需求并未造成的负面影响.结合丽江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     

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体现,区域产业结构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及全球变化区域响应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在定性分析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并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定量评价丽江市1992~2003年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丽江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但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整体属于中等,且逐年降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环境效应。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表明:社区增权在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不平衡是社区参与旅游机会差异的表征,不同...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风貌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怀化皇都村为例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以湖南省怀化市皇都村为例,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探究乡村聚落景观风貌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以Google Earth高清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影像纠正拼接,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探究景观风貌的演变特征。研究显示：① 乡村多功能变化与聚落景观风貌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化阶段可分为缓慢且稳定的乡村传统功能型、无组织有方向的乡村生产功能型、矛盾到趋于协同的乡村现代功能型;③ 聚落的生活居住功能、生产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商业服务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多功能发展特征明显,多功能协调发展对景观风貌保护和演化具有积极意义;④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是内生驱动力、外源驱动力以及自然驱动力共同作用的外在表现,皇都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向多功能路径转变,实现了景观风貌的多样性。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西部边疆旅游城市功能区空间集聚模式——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以丽江市古城区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为研究区域,基于丽江市POI数据,采用土地利用混合度熵值、行业地区集中度指数作为研究指标,用ArcGIS,MATLAB等提取旅游城市的空间格局及行业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丽江市形成“以人文景点为导向”的城市空间格局,景点周围区域以不同比例分布着与旅游产业关联性显著的商业、公共服务;与旅游产业相关的住宿、餐饮集聚程度最高,行业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97(住宿)、0.96(餐饮);区域内住宿、餐饮服务对景点的依附程度高,并且高度集聚于丽江古城周围区域,区域内98.7%的住宿服务、97.5%的餐饮服务均分布在以丽江古城所在地为中心、半径为10 km的区域内。     

基于聚集分形维数的旅游区空间结构测评与优化——以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为例

旅游区空间结构演化关系到旅游地的产业效应发挥,分形理论可以对景区(点)系统的空间结构进行科学的测评,从而为旅游地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相应的策略。以云南丽江古城区为实证,应用随机聚集分形理论对旅游景区(点)系统进行测算,研究发现:(1)以鱼米河商业步行街为中心的丽江古城区9 km2范围内旅游产业聚集效应呈现递减状况,9 km2以外的景区(点)呈现出离散状况;(2)丽江古城区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出区域二元分异结构;(3)丽江古城区景区(点)总体布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区域"一体两翼"发展模式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旅游小企业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宏村为例

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企业成长的概念,以宏村为案例地,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量和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宏村旅游小企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总体上是量的增长和质的改善不断优化的过程,实现了其在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成长。2)旅游市场环境、景区管理体制、企业家精神、地方传统文化、企业成长战略和企业竞合互动共同促进了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宏村游客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旅游需求的提升,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对景区的管理和建设,本地企业主的始创和模仿创新精神,外地企业主的个人特质和改革创新精神,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传统的徽商文化、宗族文化和邻里文化等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社会文化支撑,并强化了旅游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模仿创新、连锁扩张和抱团发展等企业成长战略,促进了旅游小企业的一体化、多元化和联合成长。同时,低层次的产品同质竞争促进了旅游小企业更高层次的质的成长,多群体旅游小企业主之间的合作交流,强化了企业间信息交换、资源共享,极大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