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回顾、成效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成就,并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在构建"大扶贫"格局、多元化扶贫主体、动态化扶贫目标、多层次扶贫政策、立体型扶贫对象识别机制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当前,以扶贫标准上调为标志,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将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继续优化扶贫战略、重构扶贫机制,包括扶贫目标瞄准机制、扶贫项目选择机制、扶贫资源管理机制、长效扶贫机制和扶贫政策协调机制等,努力开拓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扶贫开发的创新思路

近几年来，我省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全省的绝对贫困人口从405万人，下降到了2002年的286万人。但这286万人，却占了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总数的10％；而初步解决温饱的农村低收人人口仍有478万人，占全国的8．2％。贫困人口数量多，比例高，使我省成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为此，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要充分认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努力提高扶贫开发的质量和效益；要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创新扶贫开发机制 加快贫困地区发展

9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我省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在省委书记赵克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等分别陪同下,汪洋深入安顺市镇宁、关岭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和困难群众,考察特色产业发展、石漠化治理成果,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扶贫开发工作情况。他强调,做好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意义重大,加大对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开拓思路,创新机制,增强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快贫困     

我国的扶贫开发有哪些成功经验？

十几年扶贫开发的成功实践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而且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一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扶贫不是救济、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农民逐步形成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温饱,逐步脱贫致富。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党中央、国务院彻底改革了传统的分散救济式的扶贫方式,强调从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必须长期坚持。     

选最困难的村 扶最贫困的户——对话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思铁

正问:今年3月我省《贯彻〈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出台,提出合力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和"五大扶贫工程"。请您为我们作个解读。答:"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是我省针对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划定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四大连片特困地区"所展开的扶贫攻坚行动,涉及包括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内的88个县(市、区)。而"五大扶贫工程"是指扶贫工作中的基础、产业、新村、能力、生态五个方面,这是整个扶贫开发的"生命工程",需要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协同推进。     

闽宁模式——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重要实践

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业绩。被誊为"东西扶贫协作成功典范"的闽宁互学互助对口扶贫协作,减贫成效显著。诞生1996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思,决定实施东西对口扶贫协作。闽宁两省区由此结为一对。同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建召开。两省区签署了对口帮扶协议,确立了每年举行一次省级联席会议、建立扶贫协作发展基金、市县结对帮扶、互派洼职干部等长效协作机制。1997年4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     

提高财政扶贫资金效益的探讨

以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建立为标志,我国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已20年。这20年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6年一2005年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25亿下降到2365万,减少了1亿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14.8%下降到2.5%。我国扶贫开发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扶贫资金效益不理想的情况仍在不少地方存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我国自开展扶贫开发以来,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2001—200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贾庆林:闯出一条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5月31日至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贵州铜仁地区等地调研时指出,要突出集中连片、扶贫攻坚,突出跨省合作、协同发展,突出统筹兼顾、重点突破,突出创新机制、先行先试,闯出一条新时期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路子。要牢牢把     

贵州扶贫开发的“五个转变”

近年来,贵州省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推动扶贫工作成功实现了五个转变。转变一: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的单个项目扶持向产业化扶贫转变近年来,贵州省大力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蔬菜、油茶、果药竹四大产业扶贫项目,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晴隆县被列为全国生态畜牧业科技养羊试点县之后,以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在石漠化严重的大山上种上了绿草,养了肥羊,富了农家,取得了经济、生态的双重效益,形成了全国闻名的晴隆模式。继生态畜牧业之后,2009年,贵州省首批蔬菜产业化扶贫项目在三都、习水、江口、遵义、水城实施,2010年增加到14个。目前,全省已建成蔬     

从“三西”农业建设看如何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最大效益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战略,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固原市作为六盘山片区宁夏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到宁夏的大发展,直接关系到宁夏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要打好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场硬仗,必须有充足的项目资金作基础和后盾,而     

中国区域环境保护合作问题研究——基于主体、领域和机制的分析

公共的环境保护需求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内在驱动力,各地方政府已意识到必须打破现有的制度均衡,采取环境保护合作行为。尽管各地推行区域环境保护合作的努力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合作主体、领域和机制的模糊与缺损,一直是影响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广度与深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扩大和深化区域环境保护合作,需要进一步界定合作的三大主体和区域环境保护合作领域,建立合作推进机制;着力让政府归位、企业到位、公众参与补位,形成多元合力;完善区域合作规则,增强共赢激励;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深度。     

网络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研究

优化以信任、协调、维护为核心的网络治理机制,可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能力,进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在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网络治理机制问题会引致多元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意识淡薄、不真实的合作共识、合作承诺虚化等现象。要改变这种低度合作状况,需要完善网络信任机制以提升合作意识,创新网络协调机制以增进合作共识,健全网络维护机制以强化合作承诺。     

制约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适应了农业发展形势,反映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影响力小、规范化程度低、不太稳定等现象,本文探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客观地讲，城市社区建设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也正处于探索和实验当中。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做到未雨绸缪，使社区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从社区建设的客观必然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办法三方面，阐述了社区建设问题，并对社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作一初步展望。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兼论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对大都市区的治理既是创新大都市区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尚处在探索中的大都市区治理机制,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诸多制约因素.不过,站在全球视野来看,目前我国大都市区治理进程中遭遇的瓶颈之困,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曾遇到过.因此,笔者以为,批判性地借鉴发达国家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不失为突破我国大都市区治理困境的一种理论视角和行动方略.当然,我国国情与这些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都市区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贫困的新特征与扶贫机制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贫困虽有所缓解但仍形势严峻,并呈现出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分散贫困、脱贫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态势.针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提出应以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对我国的扶贫开发机制加以创新.     

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项目下乡为何总陷“精英俘获”陷阱——基于苏北S县的实证研究

项目下乡中的精英俘获不仅包含精英人物对特定资源的占有,还包含精英地区对普通地区项目资源的挤占。精英俘获并不必然来源于制度缺陷或精英作恶,项目分配中的偶然初始选择、自我强化机制和成本收益考量是导致精英俘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制度隔离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正式制度和国家权力对精英俘获的规训失效。     

我国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多案例分析

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不仅衡量着一座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而且彰显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备受"垃圾围城"困扰的我国城市更是迫在眉睫的严峻课题。杭州市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家再生资源企业在废弃物回收和治理模式方面的异同显示:一方面,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废弃物处理链条后端的适当撬动可以为整条处置链上市场机制的启动和社会主体的参与创造条件,从而大大提高废弃物治理的市场化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为废弃物回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使参与者有了更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