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摩擦,给人类提出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时代课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思想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同化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明对话论等不同的理论主张,但这些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习近平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深刻阐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路径。     

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

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国提出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主张,旨在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交流互鉴主张源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世界交往理论和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揭示了文明演进规律。文明交流互鉴应遵循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包容、创新发展的基本原理,追求平等、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增加更多确定性与希望。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说明,多样文明可以和谐共生,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的出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国际法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作为欧洲区域法诞生,且与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国际法律规则并存。随着欧洲国家的武力和殖民扩展,欧洲的国际法扩展到全世界,其他文明的国际法律规则随之消亡。20世纪后国际法的主权及平等原则在全球得到真正体现,普适性要素不断增加,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唯一国际法律规则,国际法共同体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出现了源于美国的弱化国际法的动向,中国和其他各国仍会维护国际法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和包容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之痛”而开出的“一剂良药”,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为解决绝对贫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驳斥了“文明冲突论”等错误的西方思维范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新型交往范式,旨在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顺应时代前进潮流,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致力于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与价值意蕴：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探析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世界多元文明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在生成逻辑层面,它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为理论之源,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为实践之基,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为文化之脉,以西方文明治理模式式微为现实之思。在本质内涵层面,它主张文明是多彩的,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是平等的,应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是包容的,应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是发展的,应以文明交融超越文明偏见。在价值意蕴层面,它有助于尊重不同文明道路选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创新与世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世界命运与人类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它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为全球治理建言献策,蕴含着丰厚的内涵。这一方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巧妙结合,创新发展全球治理理念,勾画出全球治理的新构想。它以中国创新缔造世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在国际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引领新的价值取向,彰显中国智慧的世界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能够赢得普遍认可与广泛共鸣,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潮流和层出不穷的人类共同难题挑战下,它积极回应了各国对和平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态美好的共同诉求。共同诉求意蕴着具有共识:和平发展的趋势化意蕴着安全共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意蕴着利益共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意蕴着价值共识,生态危机的扩大化意蕴着责任共识,这些多维共识促使各国意识到只有达成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理念,才能实现全球的共建共享、共治共荣。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传统“恩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形成全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机制。人类合作经历了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合作的过程,恩感在形成合作关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恩感的核心要义有二:第一是施恩者不图回报,第二是人类应达成对施恩行为进行肯定的共识。中国文化中的"礼"和"义"都与恩感有关,"礼"的本质是"敬",核心是强调感恩和报恩,"义"的核心是不图回报的施恩。恩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护。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感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竞争,情感基础是怨恨,结果是助长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核心价值是尊重与共赢,情感基础是恩感,完全符合中国的礼义文化,结果是勾画出全人类未来的美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