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试图调查管理者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产权性质、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会议、公司控制权市场、法律环境和债务融资等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对审计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经验证据大多支持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具有较高审计质量的论点。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管理者持股、董事会特征和债务融资显著影响审计质量的证据。     

公司治理质量与盈余质量——基于中国治理指数(CCGINK)的初步证据

本文依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开的中国治理指数数据选择高治理质量公司,并根据自行计算的治理指数选择低治理质量公司,研究了公司治理高低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收益-盈余模型,使用2002年和2004年的数据,本文发现(1)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到了盈余质量,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高于低治理质量公司;(2)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变化较之低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变化具有更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     

公司治理和公司融资政策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模型经验检查公司治理和公司融资政策之间关系.研究发现:(1)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具有较高的负债水平,反之亦然;(2)总的说来,中国上市公司不能通过融资政策解决自由现金流问题,但可以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减缓这一问题.     

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一直是西方实证研究的热点,以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DD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盈余质量,检验公司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按照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债权治理机制、企业特征与成长性——来自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中小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债权治理机制的4个主要维度:偿债能力、债务融资程度、资产期限、债务期限,并对债权治理机制、企业特征因素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债权综合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促进效用,其中偿债能力与企业成长性负相关;资产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债务融资和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显著影响债权治理水平和企业成长性.     

中小企业债权治理评价与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债权治理处于公司治理体系的内核,债权治理评价是公司治理系列评价的重要受体。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债权治理评价指数,并籍此从偿债能力、债务融资、资产期限、债务期限四个纬度对205家中小上市公司样本的治理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并从不同企业特征因素的视角,对债权治理状况进行分组研究。同时,匹配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体系,对两类指数进行综合相关性和回归研究。结果显示债权治理总体状况偏低,不同所有制下有较大差异,债权治理与公司成长性呈倒U型关系。高偿债、低债务融资均不利于公司成长,债务期限和资产期限结构的不平衡使其对成长性影响不显著。公司规模、公司质量和实际所得税率是影响债权治理水平和公司成长性的重要特征因素。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主要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性质和盈余质量的关系。本文以2004~2007年度最终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的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对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本家族成员出任高管的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盈余质量。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家族企业高管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沪深股市502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对于采取保守盈余政策的366家公司,盈余保守度与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对于采取激进盈余政策的136家公司,盈余激进度与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关联。结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提高经营绩效。     

债权治理机制与管理者激励安排

运用一个不完备契约下的债权融资模型,研究了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参与选择和管理者的努力激励设计问题。结果表明,在企业控制权有可能发生向债权人转移的情况下,债权人是否获得企业经营控制权取决于企业经营的真实状态和管理者激励安排下的努力水平选择。当企业经营的真实状态较好时,管理者会主动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债权人的债权回收得到保障,控制权转移不会发生;当企业经营的真实状态较差时,管理者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债权人有必要获得控制权,并设计一个努力补偿激励安排,以提高管理者努力水平,确保债权回收。     

关于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公司法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薪酬显著负相关。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当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对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     

审计委员会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择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度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使用2006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应重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建设.     

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的分析,我们发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上。平均地说,如果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值转回公司的净利润将下降40.53%,资产将减少0.42%。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金额与公司盈利水平、当年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与公司是否扭亏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并非由于其资产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因素的好转,而是出于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所致。整体来说,我们的经验证据支持了新《资产减值》准则的修订。"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     

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往鲜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识别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资金的规模,因而更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子银行融资的治理效应.本文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杠杆操纵的程度来识别并衡量微观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拥有一般银行信贷无法获取的隐性信息而具备融资合约特殊实施机制,因而更能节约融资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子银行融资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客观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期限较短、利率高,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有效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影子银行融资上述治理效应越显著.本文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能够为影子银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借鉴.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市公司是否为获取更多政府补贴进行盈余操纵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负向盈余操纵的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贴;(2)金融危机之后,负向盈余操纵与政府补贴关系更强;(3)公司使用负向盈余操纵获取更多补贴,会降低政府补贴的边际价值,且操纵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检验还发现,盈余操纵至亏损状态的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而盈余操纵降低政府补贴边际价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结果说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盈余操纵,借助非会计信息以提高补贴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性风险,以促进补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审计委员会制度与盈余质量的改善

本文采用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以盈余质量视角研究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基于各年截面数据,设有审计委员的上市公司均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同时也发现这种盈余质量上的差异已经存在于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的上一年.当控制这种成立前的盈余质量差异之后,本文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前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变化.因此,本文结论并没有发现审计委员会在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方面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从经理报酬契约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系统论证了经理报酬、盈余管理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数据,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与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有动机为增加其报酬利用盈余管理调增了会计收益。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报酬契约的合理确定和会计业绩的真实性负有重要职责,然而董事会并未对会计收益中包含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真实的会计业绩确定经理报酬,显示出董事会并未很好地履行股东赋予其的职责。     

信息不确定性与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PEAD)——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一直是财务学和会计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对PEAD现象的存在性和持续性问题作了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信息质量是PEAD产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既可以通过影响未预期盈余的大小,间接影响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这主要表现在,信息质量差的股票多集中在未预期盈余极端组合中;也可以直接对PEAD产生影响,即在盈余公告后,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平均累计超常收益大于信息质量好的投资组合。另外,随着时间推移,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理性的投资者对盈余公告中的相关信息的解读,信息不确定性下降,风险逐步释放,所以这类股票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而信息质量好的股票有较少的信息不确定性,故超常收益下降较少。     

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性与盈余管理程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企业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行业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2000-2011年间经济周期收缩期和扩张期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差异,发现,周期性行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总体上大于非周期性行业;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但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周期性行业公司导致的:非周期性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与经济扩张期并无显著差异,而周期性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显著大于经济扩张期.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应考虑控制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之间,以及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