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权的法律保障

我国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庄严地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宪法保障,开创了中国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人权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尽管我国的人权状况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国内法律中都有对人权保障的内容规定,但国内相关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应不断完善宪法、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来切实保障人权的实现。     

人权保障：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灵魂

宪法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书 ,宪法学以人权为逻辑起点 ,而人权产生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了保障人权 ,宪法学出现了两大根本理论。民主理论从人权的肯定形态“公民权利”方面保障人权 ,宪政理论则从人权的否定形态“国家权力”方面保障人权。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结合形成人权保障的理性屏障。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中国进路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是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从分离、结合到高度融合的历史发展结果。法治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人权是衡量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尺。法治奠定了保障人权的理论基础。从法治各环节来看,立法是法定人权,执法是落实人权,司法是救济人权,守法是维护人权。     

论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的关系

政策和法律是政府保障人权的最主要的途径,从近些年的中国实践来看,政策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规划、纲要,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法律途径主要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在目标、内容、功能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共性和联系,在稳定性、适用对象、强制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的关系现实中可以分为"宏观-具体"模式、"先政策后法律"模式等。而人权政策要上升为人权法律需要具备社会环境、关系属性和治理经验三个方面的条件。     

人权的政治法律地位的确立及实现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由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人权的政治法律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的重大发展。我们要变宪法原则为实际行动,在现实中切实作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试论人权法的体系——以理论法学为视角

21世纪将是“人权”的世纪。与之相适应,人权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变得日益重要。人权法体系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基本理论、人权的基本分类、人权的保障及国际人权交流等问题。人权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从严格意义来讲,集体人权包括一般社会群体权利和民族自由权。人权作为权利也需要实现,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都通过“法律的人权”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使“应有的人权”通过“法律的人权”来达到“实在的人权”。而宪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历来就是人权的保障书,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宪法。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侦查程序中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转变思想观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加强权力监督是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有效对策.     

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权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标志着人权保障在我国不仅是一种理念层面上的共识，而且已经成为国家机关的法定义务。因此，厘清人权的基本含义，分析我国人权保障的实现障碍，借鉴西方国家的人权保障经验，选择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路径，是一个重大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启展示中国人权保护实践的新视窗——《中国人权在行动2005》评介

人权事业重在建设，人权保障重在行动。最近几年是中国人权事业大发展的几年，也是人权保障全面付诸行动的几年。从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向全国人大提出“人权”入宪的建议，到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由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宪法原则，这一系列举措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党和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浅谈公安执法人权观念的树立

公安执法中不合时宜的、模糊的,甚至错误的人权保障观念已不适应公安执法新形势的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依法治国的理念和需要,公安执法中的人权保障观念应适应这种理念和需要,从六个方面来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更好地履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刍议对公民社会权的司法救济——以南非格鲁特布姆案为视角

作为体现对公民享有人的尊严的基本生活的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已随社会的发展而相继被很多国家写进宪法。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和人权观念的逐渐深入,社会权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权当然也日益被社会所重视。而如何从实体和程序上对其加以法律保障,就成为宪法学需要予以研究的问题。     

“人权”不能仅仅是“入宪”——“黑砖窑”事件对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的启示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义重大.但"黑砖窑"事件启示我们,"人权"仅仅写入宪法不是宪法修正的目的,其目的应该是保证该条款的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文章认为,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最关键的是三个环节:立法保障是事先保障、实体保障;违宪审查是事后保障、程序保障;社会舆论监督是体制外保障、是整个机制的基础.     

罢工权在宪法中的隐性存在

东航返航、重庆出租罢运再一次把罢工权推到了风头浪尖上,将罢工权纳入宪法的呼声再一次响起。罢工权作为第二代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史上的起起落落和政治考虑密切相关,在政治经济环境大改变的今天是否必须将罢工权写入宪法,颇有争议。从"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对宪法条文解读"两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罢工权在宪法中已经隐性存在,无须再予以规定。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进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次修宪使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基本权利在中国宪法中的嬗变

我国不同时期的宪法文本都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是在条文数量与内容上各不相同。中国宪法所规定基本权利深受政治、经济和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宪法对基本人权原则的确认,进一步完善基本权利内容,必将对更好地落实基本人权原则、促进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

超期羁押28年的谢洪武案件是我国人权法制实践中一个悲剧性的典型案例,暴露出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是法律理念严重滞后、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价值取向发生偏差;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透视我国人权法制发展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立足点推进法制转型,特别是推动法律观念革新和人权法制创新,这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 ,司法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力量。本文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其次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原则 ,应当从目前所处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次级原则地位提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西方宪法文化对我国的影响与启示简

在宪法和制度的意义上,我国似乎自古以来就缺乏建立和完善制度的能力.在宪法文化中,能力及力量的不平衡是权力作为解决冲突方式的前提与基础.而平等是制度运作的基本前提.西方宪法文化对我国宪法文化建设很有启发,向我们指明了制度经常是利益斗争和调和的产物,其产生需要建立在一定基本共识和共同观念之上,制度对宪法文化也有相应的反作用.因此,我们可以从宪法实施入手,并加强对宪法文化权利的保护宣扬我国宪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