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战队员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的关系: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调查特战队员抑郁现状,探究特战队员情绪调节方式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对560名特战队员进行调查。结果:(1)特战队员抑郁的检出率为13.2%,其中中重度抑郁占9.6%。情绪调节方式使用的频率依次为式自我安慰、情感求助、行为抑制和认知重视,核心自我评价得分高于理论中值;(2)不同抑郁程度特战队员在核心自我评价和情绪调节方式上有显著差异;(3)抑郁与核心自我评价(r=-0.660,P0.001)和情感求助(r=-0.289,P0.01)、自我安慰(r=-0.467,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认知重视(r=0.568,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相关不显著;(4)核心自我评价(β=-0.371,P0.001)和自我安慰(β=-0.275,P0.001)可负向预测抑郁程度,认知重视(β=0.395,P0.001)可正向预测抑郁程度;(5)中介效应模型显示,认知重视和自我安慰在核心自我评价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特战队员中重度抑郁发生率较高,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个体抑郁水平,且这种影响被认知重视和自我安慰部分中介。     

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

目的: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222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ERQ)、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分别测试正念注意觉知水平、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和情绪表达灵活性水平。结果:情绪表达灵活性得分与正念水平呈正相关(r=0.363,P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r=-0.214,P0.01),情绪表达灵活性可以调节正念与认知重评的关系(β=-0.131,P=0.006),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83,P=0.0049);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01,P0.05);情绪表达灵活性在正念水平与表达抑制关系中同样存在调节效应。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2,P0.05)。结论: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个体,可以用提高其正念水平的方法来提高其使用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 研究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选用一般健康问卷和情绪调节问卷,对3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差异检验表明,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t=3.135, P＜0.01);在认知重评策略上无显著性别差异(t=1.259, P＞0.05).相关分析表明:认知重评策略水平越高,自我肯定性越强,负性情感(忧郁、焦虑)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结论 情绪调节中的认知重评策略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     

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父母教养方式

目的 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方法 翻译并修订英文版情绪调节策略问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和修订的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对360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 大学生使用认知重评的频率高于使用表达抑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5.92,P＜0.01);男生比女生更多地应用表达抑制策略(t=3.842,P＜0.01);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与父亲惩罚严厉呈显著负相关(r=-0.133,P＜0.05),与母亲惩罚严厉呈显著负相关(r=-0.130,P＜0.05);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与父亲拒绝否认呈显著正相关(r=0.135,P＜0.05),与父亲过度保护呈显著正相关(r=0.117,P＜0.05).结论 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父亲越多地使用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大学生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越多;父亲母亲越多地使用惩罚严厉教养方式,大学生越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贵州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基本情况以及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180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GROSS情绪调节策略量表(EPQ)、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以及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22.0及AMOS进行数据分析。结果:①有45.7%(802名)大学生存在明显的社交焦虑问题;②情绪调节策略的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均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表达抑制-社交焦虑=0.18,r认知重评-社交焦虑=0.08,P0.01),个体的负面身体自我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r=0.18,P0.01),但与认知重评相关不显著;③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在表达抑制与社交焦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16,间接效应为0.0735,中介效应量为0.32。结论: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水平中起中介的作用;可基于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以及对自我身体的认识特点出发进行干预以降低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     

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在非适应完美主义与自杀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在非适应完美主义和自杀风险关系间的调节作用,为大学生的自杀科学预防与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广东某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大学生1084名[平均年龄(19±1)岁],采用中文版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量表(CFMPS)的非适应完美主义维度(包括担心错误、行动疑虑、父母期望3个因子)、情绪调节量表(ERS,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分量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进行调查。结果:SBQ-R得分与非适应完美主义总分及3个因子分、表达抑制得分均呈正相关(r=0.14~0.28,均P0.01),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r=-0.19,P0.01)。非适应完美主义正向预测自杀风险(β=0.39,P0.001),认知重评、非适应完美主义和认知重评的交互项均负向预测自杀风险(β=-0.17,-0.14,均P0.001)。结论:本研究提示大学生非适应完美主义水平越高,自杀风险越大,认知重评在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大四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和调节模式与焦虑的关系

目的:考察大四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的关系以及调节模式在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在全国8个城市选取高校大四学生2485名,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含认知重评、表达抑制2个维度)、调节模式问卷(RMS,含运动模式和评估模式2个维度)和状态焦虑问卷(SAI)进行调查。结果:认知重评得分、运动模式得分均与SAI得分呈负相关(r=-0.26、-0.27,均P0.01),表达抑制得分、评估模式得分均与SAI得分呈正相关(r=0.08、0.15,均P0.01)。认知重评×运动模式交互项、表达抑制×评估模式交互项均对焦虑具有预测作用(β=-0.04、-0.04,均P0.05)。结论:认知重评策略可能比表达抑制策略更有利于减轻焦虑;运动模式可能比评估模式更有利于减轻焦虑;运动模式会增强认知重评策略对焦虑的积极作用,评估模式会削弱表达抑制策略对焦虑的消极作用。     

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目的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S)、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对582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①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事件正相关(r=0.351,P0.01),与心理弹性负相关(r=-0.440,P0.01)。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事件负相关(r=-0.094,P0.05),与心理弹性正相关(r=0.301,P0.01);②生活事件和认知情绪调节对心理弹性均有预测作用,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F=61.92,P0.01)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F=82.92,P0.01)在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的影响中均有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弹性,也可以通过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心理弹性。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情绪应对策略问卷、人格五因素问卷、控制源测量问卷、生活定向测验和应对效能量表,对61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1相关分析表明,5个人格变量与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情绪加工都有显著的相关(r=0.145~0.446,P0.01),神经质、外倾性与情绪表达存在显著相关(r=0.193,0.282;P0.01),神经质、外控性、乐观倾向与消极情绪的调节存在显著相关(r=0.183~0.261,P0.01);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对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的调节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63、0.299,P0.001),外倾性对4种情绪应对策略均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94~0.444,P0.001),控制源、乐观倾向对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都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79~0.217,P0.001),应对效能则可以显著地预测积极情绪的调节、情绪加工和情绪表达策略(β=-0.089~0.314,P0.001)。结论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对情绪应对策略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认知失败的影响:无聊倾向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认知失败与核心自我评价、无聊倾向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使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CSES),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认知失败问卷(Cognitive Failures Questionnaire,CFQ)对760名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进行集体施测,使用SPSS 21.0和Mplus 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相比认知失败低分组大学生,认知失败高分组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总分显著更低(t=-8.983,P0.001);无聊倾向总分及其各因子得分显著更高(t=3.595~14.451,P0.001)。2认知失败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r=-0.360,P0.01),与无聊倾向及其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r=0.145~0.535,P0.01)。核心自我评价与无聊倾向及其各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r=-0.280~-0.587,P0.01)。3在中介模型中,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认知失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通过无聊倾向对认知失败的间接效应显著。结论:大学生无聊倾向在核心自我评价对认知失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精神科护士心理资本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理资本对精神科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的影响。方法采用心理资本问卷(PCQ-24)、工作倦怠量表(MBI-GS)对120名精神科护士进行调查,对两量表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和心理资本的4个维度均存在显著负相关(P0.01)。希望和乐观对情绪衰竭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38,-0.452;P0.001);乐观和希望对去个性化有负向预测作用(β=-0.546,-0.347;P0.001);韧性、自我效能和乐观对个人成就感降低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88,-0.263;P0.001;β=-0.278,P0.05)。结论提升精神科护士的心理资本可减少其工作倦怠的发生。     

道德敏感性与攻击: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的多重中介

目的:考察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对道德敏感性与攻击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使用道德敏感性问卷(DMSQ)、情绪调节问卷(ERQ)、自我控制量表(SCS)和攻击量表(AQ)对46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相关分析后,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1)道德敏感性与攻击具有显著正相关(r=0.35,P0.01),表达抑制(r=-0.11,P0.05)、认知重评(r=-0.13,P0.01)和自我控制均(r=-0.45,P0.01)与攻击有显著负相关;(2)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显示χ~2/df(220.955/67)=3.298,GFI=0.938,NFI=0.931,CFI=0.951,TLI=0.933,RMSEA=0.070,SRMR=0.066,所有观测变量在对应潜变量的非标准化载荷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标准化载荷在0.386~0.925;进一步构建4个竞争模型并评估其拟合情况,结果表明模型2为最佳拟合模型GFI=0.937,IFI=0.931,CFI=0.951,TLI=0.935,RMSEA=0.069,SRMR=0.068;使用Bootstrap程序对多重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道德敏感性不但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攻击,还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间接预测攻击。结论: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中的表达抑制策略能够解释道德敏感性与攻击间关系的内在机制。     

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情绪表达冲突问卷(AEQ)、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测量了428名大学生,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1)情绪表达冲突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4、0.35,P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情绪表达冲突、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5;r=-0.16,P0.01;r=-0.38,P0.001),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01);(2)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5.3%和10.6%。结论:情绪表达冲突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     

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影响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中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对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的影响。方法:以在全国9个省区市随机选取的599名创业型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职业延迟满足问卷为工具。结果:(1)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和社会支持(r=0.278,P0.01)、核心自我评价(r=0.216,P0.01)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r=0.129,P0.01);(2)社会支持(β=0.278,P0.001)和核心自我评价(β=0.216,P0.001)对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影响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02%。结论:增强创业型大学生社会支持感知和核心自我评价意识有助于提升创业型大学生职业延迟满足能力。     

初中生情绪变异性与自评精神症状的关系

目的:探讨初中生的情绪变异性与自评精神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四川省一所初中抽取129例学生(初一42例,初二47例,初三40例),采用日重现法(DRM)连续两周记录情绪变异性分数(情绪体验的标准差/情绪体验的均值),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调查学生的自评性精神症状,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调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结果:日重现法得到的积极情绪分数显著高于消极情绪分数(2.7±0.7)vs.(1.4±0.3),P0.001,消极情绪变异性显著高于积极情绪变异性(0.4±0.1)vs.(0.3±0.1),P=0.012。消极情绪变异性、积极情绪变异性均与SCL-90总分有显著正相关(r=0.34,P0.001;r=0.24,P0.001)。消极情绪变异性和积极情绪变异性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28和0.21,P0.001)。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24,P0.001),认知沉浸的情绪调节策略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14,P=0.037)。认知沉浸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情绪变异性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13,P=0.041)。结论:积极情绪变异性和消极情绪变异性均可能导致初中生的自评精神症状增加。     

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

目的:考察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以及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对其是否为暴力犯的预测作用。方法:以AQ攻击性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情绪表达问卷对191名北京市某中学的高一学生和某几个看守所的174名未成年暴力犯进行测查。结果:青少年暴力犯比普通中学生更少使用认知重评(B=0.59,P<0.001)、更少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B=-0.50,P<0.01),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B=0.71,P<0.001);性别和是否暴力犯在认知重评(F(1,341)=6.07,P=0.009)和压抑(F(1,341)=8.21,P=0.004)的使用程度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消极情绪表达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341)=3.33,P=0.07)。结论: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发生密切相关。     

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在中学生中的试用

目的:检验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中学生中的适用性,用于评估其在青春期阶段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程度。方法:选取贵州遵义和六盘水两个地区6所学校初一至高三年级的学生1550人[平均年龄(16±2)岁],将数据随机分半,一半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半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情绪调节量表(ERS)、一般健康问卷(GHQ-12)和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为效标。两周后随机选取其中55人进行重测。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问卷10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在0.52～0.81之间,可分为认知重评、反应抑制2个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指标拟合良好(4.13,P0.001,CFI=0.95,TLI=0.93,RMSEA=0.06,SRMR=0.04)。认知重评得分与ERS的2个维度得分、RSES得分呈正相关(r=0.63、0.27、0.28),与GHQ-12得分呈负相关(r=-0.33);反应抑制得分与ERS的2个维度得分、GHQ-12得分呈正相关(r=0.09、0.58、0.26),与RSES得分呈负相关(r=-0.22),均P0.001。问卷2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0.78,2周后重测信度为0.64、0.72。结论:修订后的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达到了可接受的测量学标准,可以用来测量中学生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水平。     

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

目的:研究儿童期创伤、心理资本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心理资本问卷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336名在校生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被试的年龄区间17～23岁,平均年龄(19.22±1.62)岁。结果: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310,P0.01),与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r=-0.311,P0.01),心理资本与大学生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450,P0.01)。心理资本在儿童期创伤和大学生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儿童期创伤经历是大学生产生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儿童期创伤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可以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可以通过加强积极的心理干预,提升心理资本水平,预防抑郁的发生。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的关系: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认知失败问卷和人际关系适应量表对湖南省4所中学1350名初、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情绪效能感、人际适应(r=-0.24,-0.14;P0.01)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自我效能感与人际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认知失败呈显著负相关(r=-0.30,P0.01);认知失败与人际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1);(2)在手机成瘾对人际适应预测中,情绪调节效能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9.69%,认知失败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6.64%。结论:智能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人际适应,还通过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对人际适应产生间接影响。     

大学生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和情绪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中庸思维与情绪状态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收集369份在校大学生的量表结果,其中包括情绪调节问卷、中庸信念/价值量表、正负情绪检核表。结果①认知重评与正性情绪正相关、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正相关(r=0.259～0.159,P>0.05);中庸思维与认知重评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0.312,0.160;P>0.05);②中庸思维在认知重评与情绪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负调节作用(β=-0.114,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高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无显著相关(r=0.107,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低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r=0.225,P>0.01)。结论中庸思维使个体倾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较高的中庸思维程度不易受到表达抑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