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影响关系研究

为探究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点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研究将遗产诠释分为现场遗产解说与非现场遗产传播两部分,并以旅游体验为中介变量,游客特征为调节变量,构建“遗产诠释-旅游体验-重游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1）非现场遗产传播正向影响现场遗产解说;（2）遗产诠释需要通过深刻的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影响重游意愿;（3）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部分受游客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调节,其中非现场遗产传播更能在高文化程度的游客中发挥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作用,同时更能在男性游客中发挥其对旅游体验的影响作用。     

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记忆延续研究——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为例

工业遗产是社会工业文化的重要表征,承载着城市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历史景观和记忆,为城市保留和建构了社会公共记忆的空间与素材。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文脉保护意识的觉醒,使得滨水区遗存和集聚的码头、仓库、工厂成为近现代工业遗产。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的博物馆化发展模式为案例,重点解析和梳理了滨水区工业遗产通过形态保护全面化、功能定位平民化、遗产展示活态化、运作机制创新化和展陈手法数字化等措施,有效延续城市记忆。最后,将杭州运河工业遗产的城市记忆延续归纳为“双层模式”,并访谈了多利益主体对其的评价,以期为未来类似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参考。     

张家界旅游城市游客公共交通感知、满意度与行为

良好的旅游公共交通是游客在目的地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而游客对公共交通的感知会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构成影响。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案例区,利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张家界游客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及其表现,以及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整体满意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发现,张家界游客旅游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共有“便捷性”、“费用和安全性”和“美观和科学性”三个维度,这些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只产生较弱影响。其中,“便捷性”对整体公共交通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影响较强,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美观和科学性”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费用和安全性”也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     

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及地理背景研究

选取伊犁河谷为研究区,探讨了夏朝以来的1 029处遗址时空分布和地理背景。结果表明：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依次为“河岸阶地→河流谷地、谷地的丘陵和高阶地→低起伏低山和低丘陵→冲（洪）积平原、河谷平原”。遗址分布范围分别经历了“分散”、“扩大”、“收敛”、“集中”的演变,其空间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演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其分布中心经历了从河流“中上游→下游”的演变。遗址集中分布于第2～8级（601～1 300 m）高程和第1～5级坡度（0～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表现出从高海拔、高坡度向低海拔、低坡度转移的趋势。古遗址数量、规模均以宋元明时期最高,而古墓葬则以春秋-秦时期居首。古墓葬遗址主导文化经历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乌孙文化”的演变过程。     

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耦合研究——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以景观美和生态美的关系研究为基点,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平衡不完全区组比较评判法,实证分析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的耦合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案例地整体景观破碎度较高,但不同景观组分受到人为干扰的程度不同,景观斑块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较为适中,但斑块面积、空间分布及空间集聚度存在结构性差异;2）本地居民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景观审美感知较好,但更偏好“十里秦淮”优美的自然风光及蕴含丰厚城市记忆要素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3）总体上,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存在耦合互补与和谐共生的关系。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特色不断缺失,“去地方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代表,其担负的城市记忆和文化传承功能,应该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下旅游文化产业的大数据体系架构与实施途径研究

本文探究“一带一路”旅游大数据的产业创新体系架构,明确“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消费习性培育、跨域资源协作”等产业创新路径,明晰沿线各国的文化融合途径,构建以“文化通”为内涵的旅游大数据体系。通过文献梳理、质化研究和实时数据分析,建构适用性旅游大数据架构,解决“一带一路”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信息稀疏、习性碎片化和诚信不足等现实困难,助力沿线各国的旅游发展新局面。借鉴应用系统工程中霍尔三维支撑理论,从知识、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搭建新时代条件下旅游业态的以价值集聚、诚信保护和旅游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创新途径支持体系,为旅游经济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游客认知的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研究——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为例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 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 个二级变量、89 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记忆延续研究——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为例

工业遗产是社会工业文化的重要表征,承载着城市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历史景观和记忆,为城市保留和建构了社会公共记忆的空间与素材。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文脉保护意识的觉醒,使得滨水区遗存和集聚的码头、仓库、工厂成为近现代工业遗产。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的博物馆化发展模式为案例,重点解析和梳理了滨水区工业遗产通过形态保护全面化、功能定位平民化、遗产展示活态化、运作机制创新化和展陈手法数字化等措施,有效延续城市记忆。最后,将杭州运河工业遗产的城市记忆延续归纳为"双层模式",并访谈了多利益主体对其的评价,以期为未来类似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参考。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北大核心CSCD

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生活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1)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2)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3)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和内涵出发,以自然基础设施和人工基础设施为子系统,基于大气、绿地、湿地、交通运输、能源补给、给水排水、电信通讯、环境卫生和安全防灾9个系统共33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建立评价模型,并对六盘水市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极差、差、中、良和优等级的综合关联度值分别为0.678 8、0.750 4、0.724 3、0.611 0和0.523 5,说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其中,自然基础设施属于“中”的等级,与“中”的关联度值为0.828 5;人工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与“差”的关联度值为0.791 2。     

杭州城市旅游品牌的演化机理及优化

基于来杭游客的旅游博客分析,探究杭州旅游品牌塑造现状,分析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过程及各阶段特征,认为1983年前,杭州城市旅游品牌处于自然生成阶段(“人间天堂时代”),1983-2000年处于引导生成阶段(“天堂城市时代”),2001年起,进入培育塑造阶段(“品质休闲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规划引导、旅游设施与交通建设、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等是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的动力要素。探讨了各动力要素的运行关系,提出了强化“休闲之都”形象建设、加强旅游品牌整合和系统建设、树立“顾客满意”理念,提升旅游品牌忠诚度等优化措施。     

人工免疫系统与嵌入规划目标的城市模拟及应用

人工免疫系统(AIS) 具有强有力的计算能力, 可以通过免疫识别、克隆选择、免疫学 习、免疫记忆等功能来进行模式识别和自适应学习。AIS 所具有的自学习、自适应和记忆的能力非常适合于复杂地理过程的研究。而元胞自动机(CA) 是研究复杂系统非常方便和有效的工具。将人工免疫系统和元胞自动机相结合, 建立了城市演变的模拟和规划模型。该模型通过改变抗体的进化变异机制, 把规划目标嵌入到AIS 算法中, 抗体将会逐渐朝着规划目标“进化”, 从而模拟出基于不同规划情景的城市发展空间格局, 为城市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决 策支持。设计了6 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方案, 利用该模型模拟了不同规划方案下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发展情景(1988-2002 年)。并比较了不同模拟情景结果城市的紧凑性: “城市中心” 和 “城市中心-高速公路”发展模式的城市形态更为紧凑, 破碎度较低; 而“镇中心” 和“道路”发展模式形成的城市形态则比较凌乱和分散。模拟结果和分析表明: “城市中心-高速 公路”是珠江三角洲最适合的城市发展模式。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西安入境游客目的地空间意象认知序列研究

选取西安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依托324 份调查问卷中所提取和统计的认知地图相关数据,分析了西安城市目的地空间意象特征,并重点探讨了认知地图类型及构成要素在游客停留天数上的动态变化过程,据此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城市空间意象认知过程。结果显示：① 西安入境游客的认知地图共分为四大类型,其中以空间型为主,单体型、序列型和混合型次之。② 从空间意象认知要素上看,标志物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区域、边界、节点和道路。以钟楼为中心结合城墙以及东西南北4 条大街,构成了入境游客西安城市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基本框架。③ 西安入境游客目的地空间认知过程,在认知地图主导类型上,呈现“空间型+单体型→空间型→序列型（混合型）→单体型”的演变序列,在空间认知主导要素上,则为“标志物→标志物+道路→标志物”的发展序列。这一空间认知过程反映了游客对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关注重点由个性到结构,再到意义的转换。     

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初探

全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工作,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 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目前,全国主体功能 区划工作已经启动,一些省份也已开展前期研究和试划工作。然而,由于该项工作刚刚起步,各地都还处于摸索阶 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可循的技术方法。本文从计量革命到生态人文化思潮的方法论思变以及“开发”与“保护”的 内在逻辑出发,以生态功能分析为基本视角与切入点,探索性地提出了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并着重对 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的流程、指标体系和判别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以“生态足迹”、“生态承 载力”、“开发潜力”为特征指标的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层次判别系统。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消费者的现象。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青海官亭盆地考古遗存堆积形态的环境背景

黄河上游的官亭盆地在6000 a BP开始有人类活动出现,在盆地内留下了50多处考古遗址。通过野外调查及考古发掘,将官亭盆地内考古遗址的堆积形态分为叠置型遗址 (连续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堆积) 和单一型遗址 (一个类型文化堆积)。同时发现,官亭盆地内考古遗址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显著。黄河阶地在形成过程中,河流持续切割时间比较长,形成的阶地高度很高,是官亭盆地形成叠置型遗址的一个地貌条件。由于气候原因,黄河上游在3700~2800 a BP存在一段洪水频发期,造成人类活动辗转于二级和三级阶地,形成以单一型遗址为主的文化堆积。洪水发生时,人类活动主要在三级阶地;两次洪水之间如果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会有人偶尔在二级阶地上居住。这种二三阶地间的反复迁移,形成同时期文化遗址分布上的“旋回”特征。在官亭盆地,叠置性遗址似乎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连续的文化传承;而单一型遗址,代表了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非连续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