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完善路径——基于“四治一体”治理模式探析

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做法,形成了法治、德治、自治、共治有机融合的"四治一体"基层治理生态模式。在"四治一体"治理框架中,法治和德治形成制度嵌入、共治构成网络嵌入,制度与网络共同促进基层自治发展,四者有机融合从而推进高效能治理。对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和"四治一体"运行机制进行总结,并从推动平台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坚持整体治理及加强多维协同四个方面提出了保障"四治"有效驱动与相互耦合的完善路径。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城乡二元结构下基层党建效果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基层党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完善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发展、团结凝聚群众和向服务型工作方式转变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为国家集中社会资源、实施战略目标提供了强大支撑。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单位党建体制,使基层党组织在城市和农村各单位承担着团结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职能,发挥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优势。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国家意志能够融入社会细胞,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深刻变革。     

基层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及其消解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作为其基石应该发挥基础性、支撑性的独特功能。但在当前中国深化调整和转型发展的现实情境中,基层利益关系多元变动、治理问题纷繁复杂,基层政府治理愈发显现出诸种碎片化治理困境,表现在内部横向联动性差、府际纵向衔接性差、人力资源稳定性差、政社关系互动性差等方面。消解基层政府碎片化治理困境,应基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和建构逻辑,针对自利性思维桎梏、协同性制度缺失、附属性功能缺陷、责任性主体乏力等诱致性根源,在构造协同化组织体系、创新精准化管理制度、培植互动化基层生态等方面探索具体实践进路。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深入基层治理实践 探究城乡治理理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方成教授访谈

基层治理研究是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而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袁方成教授深耕城乡治理研究多年,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访谈从袁方成教授的学术生涯展开,关注袁方成教授对乡镇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心得与最新观点,进而就研究方法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深入探讨,致力于推动城乡治理研究的深化。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级公共权力厘定

村民自治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村级公共权力为视角进行观察,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种转变。基于对制度文本及实践模式的研究,村级公共权力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级政治主体为实现村级公共利益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定权力。在这一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村级公共权力的静态回路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体系,且其运行过程存在不同环节的发展不均衡和结果低效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