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和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调节策略

目的:研究个体对羞耻与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以及高低特质羞耻者对羞耻与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调节特点.方法:采用方便取样,500名大学生填写羞耻体验量表(Experience of Shame Scale,ESS)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结果:个体在羞耻情绪和一般负性情绪时使用的认知调节策略有显著差异;高羞耻和低羞耻者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认知调节策略,而且这种差异大体一致地存在于调节羞耻情绪和一般负性情绪时.结论:个体对羞耻情绪的认知调节不同于对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调节,特质羞耻者有其独特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     

自我认知评估对羞耻认知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考察自我指向和他人指向的自我负性认知评估类型对个体选择特定羞耻情绪认知调节策略的影响。方法:采用情境故事法操纵两种能激发羞耻的负性自我认知评估以诱发个体羞耻情绪,比较两种条件下个体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上的差异。结果:①自我指向的自我负性认知评估仅和能维持/扩大羞耻严重程度的消极认知策略有关,而他人指向的自我负性认知评估既和上述消极认知策略有关,又和防御型及修复型策略的选用有关。②自我指向的负性认知评估是羞耻体验中的主要负性认知评估类型,而他人指向的自我负性认知评估常伴随前者出现,并可加剧其强度。结论:自我负性认知评估类型对个体认知调节策略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的表现是复杂的。     

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个体负性情绪的作用

目的:探讨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者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方法:以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ATI)为标准,筛选出焦虑组和正常组被试各90名,以句子整理任务启动不同的自动情绪调节策略。结果:①启动自动表达抑制策略时焦虑组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显著高于正常组,而启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时两组无显著差异;②焦虑个体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下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最低,而无策略组的唤醒度最高。结论:自动认知重评和自动表达抑制均能有效下调焦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且自动认知重评的效果优于自动表达抑制,因此自动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缓解焦虑个体的焦虑感。     

乐观程度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本研究考察乐观特质是否会影响不同强度负性情境下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方法：运用情绪调节选择范式，实验一呈现高低两种强度负性图片，考察乐观、中性和悲观被试选择积极重评和注意转移策略几率的差异；实验二呈现同一低强度负性图片，对比三类被试选择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几率的差异。结果：高强度情境下乐观个体选择积极重评和注意转移的几率无显著差异，低强度下个体越乐观，选择积极重评策略的几率越高（实验一）；悲观组选择分离重评显著多于积极重评，乐观与中性组对两者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实验二）。结论：面对不同强度的负性情境，乐观者均倾向于选择积极重评策略，且能灵活选择多种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负性情绪。     

不同情绪刺激强度下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目的:本研究考察在不同强度的情绪刺激情境下,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方法:采用情绪调节选择范式:首先给被试呈现不同情绪强度(高强度vs.低强度)的负性图片,然后要求被试自主选择情绪调节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整个研究共有两个实验:实验1比较被试对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两种策略的选择,实验2比较被试对距离感和注意转移两种策略的选择。结果: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相比于注意转移,被试更多地选择重新理解策略(实验1)和距离感策略(实验2)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选择注意转移和重新理解/距离感这两种策略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个体能够依据情绪刺激强度灵活地选择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目的:本研究探索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及正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已婚全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有效数据239份.结果: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正相关;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负相关;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促进工作家庭间的平衡,而表达抑制非但无法帮助个体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反而会破坏工作家庭间的平衡.     

什么样人更善于情绪调节?一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

关于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发现,较女性而言,男性更多的采用了自动情绪调节的方式来进行情绪调节,会更多的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相对于青年人,在情绪调节的情景选择、情景修正和注意分配方面老年人会占有优势,但是,老年人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减少负性情绪的能力较年轻人而言较低;研究还发现,工作记忆能力和言语流畅性较好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较高.揭示情绪调节能力个体差异背后深层的原因,同时考查多个个体因素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以及从情绪调节加工过程的各个方面分别探讨个体差异等问题将会成为日后该领域研究的趋势.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职业人群失眠与负性心境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职业人群失眠、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负性心境的关系.方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问卷(PSQI)、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量表(CERQ)和简式心境状况量表(POMS-SF)对355名成人进行测量.结果:①失眠与负性心境、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灾难化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因子呈显著负相关:②回归分析显示失眠、灾难化、重新关注计划、沉浸能够预测负性心境,在控制了失眠之后,灾难化、重新关注计划、沉浸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③路径分析证实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失眠与负性心境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失眠、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负性心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皮质醇分泌缓解负性情绪的证据及其机制

压力面前个体产生一定的生理心理反应。心理反应可通过主观情绪体验表达;生理反应则由交感神经(SNS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变化来反映。皮质醇激素是人类HPA轴的终端产物,也是判别HPA轴功能的重要生物指标。研究发现,皮质醇分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本文综述了皮质醇分泌缓解个体压力后所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的证据。同时,文章从压力状态下的大脑皮层活动与皮质醇分泌的关系入手,探讨皮质醇分泌影响负性情绪的原因:机体面对压力时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也会不自觉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缓解情绪,而这都伴随着大脑相关脑区的激活,特定区域的激活会刺激HPA轴的皮质醇分泌,进而降低因压力产生的负性情绪。     

日常负性生活事件、感知压力与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关系——基于经验取样法的研究

目的：探讨日常负性生活事件与情绪个体内可变性（情绪变迁、情绪自旋与情绪脉冲）的关系,以及日常感知压力在两者间的多水平中介效应。方法：对144名被试当下正发生或感受到的负性生活事件、感知压力和核心情绪状态进行持续14天、每天3次的动态跟踪测量。结果：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效价变异性、激活变异性、情绪自旋和情绪脉冲具有正向预测。感知压力在负性生活事件对效价变异性、情绪自旋和情绪脉冲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结论：个体日常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其内在感知到的压力程度,进而导致个体在情绪效价维度上产生变化,同时引起核心情绪状态的不稳定和情绪强度波动。     

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以及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方法:实验一采用网络掷球任务和仿真气球冒险任务,考察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实验二采用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筛选惯用认知重评策略和惯用表达抑制策略的被试,进一步考察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排斥影响动态风险决策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实验一发现,社会排斥组的负性情绪和风险偏好显著高于社会接纳组。实验二发现,惯用认知重评策略组被试因社会排斥引起的负性情绪以及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要显著小于惯用表达抑制策略组。结论: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导致风险寻求,且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社会排斥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老年慢性病患者护患关系信任度与认知情绪负性策略的关系

目的:调查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患关系信任度与认知情绪负性策略,探讨两者间的相关性。方法:对110例住院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患关系信任度和认知情绪负性策略进行测试和相关性分析,并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护患关系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患关系信任度总分与负性策略的自我责难不相关,与沉思默想呈正相关(r=0.228,P0.001),与灾难化、责难他人呈负相关(r=-0.323,P0.001、r=-0.474,P0.001);家庭人均月收入、本人的沉思默想、灾难化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患关系信任度有预测作用。结论:老年慢性病患者较低的护患关系信任度是养成其认知情绪负性策略的重要因素,在通过有效沟通以提高护患关系信任度,并在注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养成的同时,还需关注来自患者家庭收入的影响。     

研究生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调查

目的:考察当代研究生的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的方式.方法: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对北京市三所高校的533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进行集体问卷调查.结果:①研究生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换角度思考;②不同性别的研究生在灾难化这一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的使用上具有显著性差异;③不同年级的研究生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的使用在自我责难和反思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之后,研究生普遍能够运用积极的认知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男生比女生更多运用灾难化策略;硕士研究生比博士研究生更频繁运用自我责难和反思的策略.     

大学生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和情绪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中庸思维与情绪状态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收集369份在校大学生的量表结果,其中包括情绪调节问卷、中庸信念/价值量表、正负情绪检核表。结果①认知重评与正性情绪正相关、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正相关(r=0.259～0.159,P>0.05);中庸思维与认知重评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0.312,0.160;P>0.05);②中庸思维在认知重评与情绪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负调节作用(β=-0.114,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高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无显著相关(r=0.107,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低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r=0.225,P>0.01)。结论中庸思维使个体倾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较高的中庸思维程度不易受到表达抑制的负面影响。     

日常生活中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心智游移的中介作用

目的:本研究考察日常生活中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并检验心智游移(Mind Wandering)的中介作用。方法:100名在校大学生通过动态评估的方式,完成每天5次,持续7天的针对压力和负性情绪的密集型追踪测量。结果:多层线性模型结果表明,在个体内水平,个体某一时刻的压力可以显著预测个体下一时刻的心智游移和负性情绪,心智游移在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日常生活情境中,个体感受到的压力会动态地增强个体的心智游移程度,从而增强了之后的负性情绪。     

激惹程度、特质愤怒对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影响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1],它作为反复回想的一种思维过程[2],是个体体验到愤怒情绪时的一种情绪调节策略.根据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方向[3],反事实思维可以分为:①上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好的情况;②下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糟糕的情况.研究表明,反复回想与个体的特质愤怒存在正相关[4],而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会产生不同的反事实思维[5-6],正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而负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本研究通过操控个体感受到的激惹水平,考察不同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在对激惹事件的反事实思维上的差异.     

应对策略在大学生依恋与负性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查应对策略在依恋与负性情绪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ECR依恋量表、应对方式量表、抑郁和焦虑量表,对80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①依恋的焦虑维度与焦虑、抑郁情绪和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等应对策略呈显著相关;依恋的回避维度与焦虑、抑郁情绪和自责、求助、退避、合理化等应对策略呈显著相关。②应对策略中的求助维度在依恋的回避维度和抑郁的负性情绪间存在较弱的部分中介作用;应对策略中的自责、幻想和退避维度在依恋的焦虑维度和两种负性情绪间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其中自责和幻想所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较为明显。结论:消极的自我模型会导致个体通过消极的应对策略(如自责、幻想和退避)来面对压力,从而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     

青少年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特征。方法: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测查1910名青少年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的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结果:中学生比大学生在适应性认知策略上的得分要高。女性更多使用适应性认知策略。青少年在适应性认知策略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结论:青少年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时使用的认知策略存在年龄、性别差异。青少年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时更多的使用适应性认知策略。青少年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D型人格个体的情绪反应强度与认知性调节特征

目的:探讨D型人格个体情绪反应的强度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及其影响D型人格个体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D型人格量表(DS14)评估759名受试的D型人格特征,比较D型人格个体与非D型人格个体在情感强度量表(SAIS)和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CERQ)等测验上的得分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D型人格个体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结果:①D型人格组的正性情感强度得分(3.84±0.77)显著低于非D型人格组的得分(4.14±0.73),负性情感强度得分(4.16±0.72)则显著高于非D型人格组的得分(3.74±0.83)。②D型人格组消极应对的得分(47.43±5.95)显著高于非D型人格组的得分(43.26±5.78),积极应对的得分(65.91±6.94)则显著低于非D型人格组(67.95±6.63)。③正性情感强度、负性情感强度、积极应对及消极应对在D型人格个体抑郁的发生中有显著的影响作用(P<0.05)。结论:D型人格个体存在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且存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缺陷。     

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 研究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选用一般健康问卷和情绪调节问卷,对3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差异检验表明,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t=3.135, P＜0.01);在认知重评策略上无显著性别差异(t=1.259, P＞0.05).相关分析表明:认知重评策略水平越高,自我肯定性越强,负性情感(忧郁、焦虑)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结论 情绪调节中的认知重评策略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