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旅游业高速背景下,探究所辖子区域旅游经济演化情况及联系强度,对指导区域旅游发展布局有实践意义。研究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贵州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发现：(1)贵州省旅游经济联系结构日趋合理,打破了贵阳市“一枝独秀”的单一增长极,出现遵义市、黔东南州、安顺市新的增长极。(2)核心城市持续增多,区域旅游发展由单极化向多级化演变,核心城市逐渐从贵阳市逐渐扩展至遵义市、黔东南州、安顺市、毕节市、黔南州。(3)整体旅游经济网络逐渐由松散关系向紧密关系迈进。核心城市呈现出“三足鼎立、五强矗立、七区联合”的演进趋势。边缘城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需加大政策扶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涉旅项目投入,逐渐消解其边缘性。     

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加快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91—2015年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明显,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不同: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人均道路里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DEA和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CSSCI

加快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91—2015年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明显,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不同: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人均道路里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通过建立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海南省2007—2017年间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②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耦合协调高值区范围不断增大,空间分布趋向均衡;③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趋势。旅游业成为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乡村转型发展则为旅游发展要素在乡村地域的集聚和扩散提供支撑。     

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时空演变与综合评价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1998年、2004年、2010年时间截面,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辽宁省的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了评价.通过等级分布图和空间插值图,揭示了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中部突出,两翼凹陷”的特点,在南北方向上,沈阳和大连两极突出;在东西方向上,辽东优于辽西,且辽西呈现出“北弱南强”的格局.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态势的时空演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分别测算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与分析了各地级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城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区际差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层级呈现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2)2006—2015年河南省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3)在空间集聚形态方面,协调度水平呈现出豫西豫中豫南豫东豫北的空间格局。     

省级土地财政区域差异与管控政策研究——以辽宁省14个地市为例

以辽宁省2001—2014年14个地市的土地财政情况为例,分析了该省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选取土地财政规模、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国有土地出让平均价格、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贡献率等指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考虑地域临近与沿海地理位置等特征,将14个地市土地财政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土地财政旺盛阶段、发展阶段、起步阶段。借鉴国外土地财税管理实践与成功经验,从国家制度层面改革、征收物业税、发展海洋产业、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入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废弃闲散土地复垦整理入市、赋予地方政府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发行地方债券权利等方面,制定了辽宁省区域土地财政管控政策。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以沿海11个省份为例

对特定区域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协调的实证研究方面鲜有研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2010—2016年我国沿海11省份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演变特征,并对沿海11省份的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类型划分。结果显示:①2010—2016年我国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在时间角度上,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趋势。②在空间角度上,各省市发展不均衡,大部分地区上下浮动较小,福建和广西增长趋势最为明显,其次为广东、浙江、天津、山东、河北和海南,而上海与辽宁的融合呈先升后降的状态。③我国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协调类型从失调状态提升为基本协调,旅游业的发展逐渐优于农业。沿海省市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对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区域物流发展及布局优化研究——以辽宁省各地级市为例

运用因子分析法整合出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物流评价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量化各地级市的指标得分,同时运用聚类分析从物流供给、物流需求和平衡度三个维度对辽宁省14个地级市进行物流发展的综合分析。通过引入引力模型,测算出辽宁省各地级市之间的物流联系度。根据物流联系度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建议以沈阳、大连、锦州为核心区域构建物流圈网络布局,以促进辽宁省各地区物流业的供给与需求全面均衡发展。     

干旱区典型绿洲城市LUCC及社会人文驱动因素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选取2001—2011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社会人文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整体结构差异明显,农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其比重均在79%以上,但面积和比例持续缩小;建设用地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其比重仅为3.2%左右,但规模和比重却在不断扩大。②11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总强度不大,仅为36%,各用地类型的动态度为:建设用地农用地其他用地。③各类用地变化强度的顺序为:交通用地园地居民点工矿用地耕地水域水利设施用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其他建设用地。④影响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4个因子及其影响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交通发展社会人口。     

空气污染物的时空演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以2006—2015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区不同部门因能源消费而产生的典型污染物排放量,然后利用LMDI模型,对空气污染进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CO_2、SO_2、PM_(2.5)与PM_(10)等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均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减少的趋势,排放的峰值多出现在了2013年,而NO_x则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中,电力与工业部门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但对排放量贡献呈减少趋势,生活部门与交通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则逐步增长,尤其是对PM_(2.5)与PM_(10)排放量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口与经济增长对污染物排放量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其效应值呈现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的趋势,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有抑制作用,其对污染物排放的效应值仅次于经济因素,而能源结构变化的效应很小。     

东北三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变革中,农业作为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其碳排放效率是判断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模型测算东北三省36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农业碳排放效率,并运用空间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旨在为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0—2019年东北三省农业净碳汇总量和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城市尺度出发计算得到效率平均值由0.540提高至0.743;其中吉林省净碳汇增量及效率在研究期内均居于首位,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分别具有“高排高汇”和“低排低汇”特征,研究期内各省效率值均有提高。②空间上东北三省农业碳排放效率呈现出“区块状”分布特征,空间聚集程度逐渐增强。③从整体尺度看,将东北地区整体农业碳排放效率作为样本,农业机械率成为研究期内决定力均值最高的驱动因子,但其作用强度逐渐削弱;通过观察不同时期关键交互因子发现,社会因素作用强度逐渐增强。从区域尺度看,农业机械率是影响黑龙江省、辽宁省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吉林省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是农产品规模和城镇化率;而农业机械率与农业产业结构经过空间叠加后形成的交互因子,对三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格局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开发区建设与城市结构形态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基于2004—2016年西安市Quick Bird遥感影像,在分析各开发区扩展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开发区建设对城市结构形态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2004—2016年,西安规模以上开发区都实现了高速扩展,对城市空间增长有极强的带动作用,且西安的城市扩展对开发区具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12年中不断增强。(2)开发区建设将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导致城市形态日趋离散。(3)开发区建设将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和城市副中心,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核心转变。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及驱动因素分析——以西北地区为例

选取2000--2010年我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个省区能源消费数据和经济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测算出西北各地区的碳排放量;采用脱钩理论对西北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进行分析,运用LMDI分解方法构建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深入研究其驱动因素.研究结论显示,2001-2010年西北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趋于不稳定状态,其中2002年、2004年为强脱钩,2001年、2007年、2009年、2010年为弱脱钩,2003年、2005年、2008年为扩展性负脱钩,2006年为增长连接;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是西北地区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西北地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是控制碳排放增加的潜在因素.     

中国城市环境绩效评价: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采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DEA方法测算2003—2016年中国204个城市的环境效率,分析其空间差异和时间演变特点,实证检验各种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4年间中国城市环境效率显著提升;四大经济区域环境效率平均水平由高到低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在十大城市群中,环境效率平均水平最高...     

中国资源型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探析——以焦作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涉及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目前,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座,现在有50座出现资源衰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焦作市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现已成功转型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其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助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焦作旅游目前处于发展阶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战略思考,以有利于焦作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省际传统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各省市区传统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效率,分析了差异与演化趋势。通过建立空间邻接矩阵,测度了我国各地区经济效率在空间上的自相关特性。研究发现:12000—2013年我国传统的经济效率平均值为0.619,显著高于平均值为0.494的绿色经济效率。2我国各地区传统经济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分布上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3各地区两种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传统经济效率高高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我国中东部沿海地区,两者低低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和中北部地区。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水平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鄂尔多斯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密切。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应用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对2000—2013年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市整体城镇化水平呈稳步增长趋势,2010年后城镇化水平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各区旗城镇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独立旗县的空间集聚不显著,主要表现为"低—高"关系或"高—低"关系,相关性不显著;各区旗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第二产业和农村牧业经济,根据贡献率差异,前者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呈稳定增长趋势;依靠单一资源发展的城镇化水平不稳定,且波动性较大。基于此,提出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城融合来实现鄂尔多斯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