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大藏经》概述

《大藏经》是一部中国佛教典籍丛书 ,亦是一部中国佛经总集。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 ,历经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发展 ,佛教典籍被大量译成汉文 ,并被汇集成编。初称《一切经》 ,原意是指汇辑汉文一切佛教经典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兼收中国、印度等国佛教典籍 ;隋朝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首次使用“大藏经”名称 ,之后这一名称才被广泛采用 ,并成为一切文种佛教典籍丛书的代称 ,包括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巴利文和日本文等多种。大藏经的本意 :大者 ,穷天地之极尽也 ,比喻佛典包罗万象 ,智慧无边 ;藏者 ,梵文之原意是…     

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兴起的一个侧面--从学人论明清汉文译著的缺憾说起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思想的传入，知识水平的提升等因素，民国穆斯林学人发现了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存在的不足或缺陷，这为他们继续著书立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支持。为此，他们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伊斯兰教做出新的阐释和译介，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从一个层面推动了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兴起和发展。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汉文学”为“汉文典籍之学”,尤其指中国典籍传播区域的域外汉文典籍。以阅读域外人士创作的汉文遗产。探寻其中国因素,考察其民族特色,并从中发掘裨益于国学研究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对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其二、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接触、碰撞和冲突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早先都是外来宗教,两者在历史上又颇有渊源。它们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在元代,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有了接触,这可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作品中发现蛛丝马迹。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了碰撞,这可从一些伊斯兰汉文译著中看到端倪,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岱舆、马德新的作品中有了明显的反映。     

伊斯兰教“圣容”描述小识

大家都熟知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但伊斯兰教是否允许用文字对圣人的形象进行描述,有的学者对此并无明晰的认识。从圣训、《天方至圣实录》等中外伊斯兰教典籍,以及碑刻、宣传单等资料看,用文字描述圣容的做法,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并不相违。在中国,用文字描述圣容的做法也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云南回族板刻伊斯兰典籍述略

明末清初，随着“以儒诠经”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形成，大量伊斯兰汉文译著不断涌现，典籍之刊印蔚然成风。金陵肇其端，云南绍其后，而尤以云南回族学者译著最丰，且印工、品类、质量均后来居上，独树一帜，影响至巨。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马意象解读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清代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蒙古族运用汉语创作的作品,是蒙古族文学特殊的存在形式,也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产物。本文中从三个方面具体解析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马意象的体现方式,从而肯定了马意象在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文学功能,比较分析了汉族和蒙古族文学中马意象的不同文化精神,论证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亦存在民族文化心理。     

日本东洋文库所见滇版伊斯兰教文献题录

清代云南曾刻印大量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典籍,对于丰富发展伊斯兰文化和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珍贵文献亡佚严重,日本东洋文库部分珍藏有滇版伊斯兰教相关文献。     

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

朴学作为清代的主导学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影响下,清代《内经》的研究亦呈现出异于累代的风貌。其一,全面运用朴学的研究方法对《内经》文字进行校诂,推明古训,厘正文字;其二,朴学学者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客观上促进了《内经》的刊印、流布,也带动了对《内经》的传系、版本方面的研究;其三,注重名物训诂,对《内经》中病名、术语进行考据与辨析。此外,朴学家重视实证,力戒空谈,扭转了以往不遵古训,擅意说经的流弊。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黄以周《礼书通故》小议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尤精于三礼之学,其《礼书通故》一书乃清儒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学术特色而言,"体大思周,无微不至"、"不拘汉宋,实事就是"、"明辨是非,精于判断"、"文字互见,图文相辅"乃是黄以周《礼书通故》的重要特点。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清代中期新疆汉民族来源及人口问题

清代汉民族大规模入疆定居的主要途径是绿营军队驻守、军民屯田及商贩留居,文章以清代乾隆朝史料为依据,力图勾勒出清代中期汉民族进入新疆的主要途径及其人口概况。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结构与特点——《龙华宝经》新探

《龙华宝经》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典。本文从民间宗教或民众神学的观点,立足于当时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对该部经典的宗教思想加以深入研究,系统地分析这一文献中所蕴含的的宗教文化思想。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吴玉(挜日)《说文引经考》平议

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是《说文》学要籍之一。《说文引经考》对《说文》的引经或注明出处,或订许书之讹脱,或正经书之衍误,或说明引经的作用,或沟通今经书与《说文》引经的异同,深稽详考,多所发明。不仅如此,《说文引经考》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说文》学中,引经的研究是其一个重要的领域,《说文引经考》是这一领域内的首创之作,它全面开启了对《说文》引经问题研究,在清代的《说文》学著作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囿于学识和时代的原因,吴氏《说文引经考》也存在着不足,如对一些经书的流传未能深知,或对经文用字之不同不能作出正确解释,这些也应当引起注意。     

《古文苑》叙录补遗

此次补遗元明以来的《古文苑》叙录共计34种,元代1种,明代8种,清代21种,民国4种,以清代居多。这34种叙录主要分布在方志、目录、经籍、类书、谱牒和总集等明清典籍中。方志主要集中在《古文苑》21卷本的注释者南宋章樵的家乡,即现在浙江省昌化县及相邻区域。目录和经籍有9种,也以清代为主。相比之下,谱牒和总集种类则较少。加之《古文苑论稿》已经搜集的59种题跋,目前搜集的《古文苑》各种叙录共有9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