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社会经济治理视角下的日本智库的“独特性”

尽管日本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智库,但是其智库在构成、业务内容、与政府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与标榜"独立、公益、客观"的西方智库大相径庭。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官僚体系控制着公共决策过程,加上相对保守的政治氛围,日本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辅助工作上,从而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智库发展生态,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其社会贡献的认知。作为我国智库建设的一个参照系,日本智库的"独特性"反映了智库发展与经济社会体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提醒我们不能够脱离社会经济治理体系来单纯讨论智库模式及其社会绩效。     

社会经济治理视角下的日本智库的“独特性”

尽管日本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智库,但是其智库在构成、业务内容、与政府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与标榜独立、公益、客观的西方智库大相径庭。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官僚体系控制着公共决策过程,加上相对保守的政治氛围,日本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辅助工作上,从而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智库发展生态,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其社会贡献的认知。作为我国智库建设的一个参照系,日本智库的独特性反映了智库发展与经济社会体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提醒我们不能够脱离社会经济治理体系来单纯讨论智库模式及其社会绩效。     

电子治理：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模式

信息与通信技术(In form ation and Comm un ication T echno logy,ICT)的发展给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为各国正在进行的治道变革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电子治理(e-governance)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并正在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模式。电子治理是指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包括电子政府、电子民主、电子事务等方面,是对信息时代公共部门、公民、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整合。电子治理的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及对善治目标的关注,需要软件、硬件、环境、人件等方面的保障。     

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

本文从中国现实的经济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本文认为,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前者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加速了党和干部队伍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遂使中国较好地实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转型;就后者而言,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采用一种灵活可塑的政治治理模式,遂使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不完善的局面获得了一定弥补。而这两者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文还认为,中国今后政治治理的重心需要更多地朝着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方面转移。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     

社会经济：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

社会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建设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其经济发展方式嵌入社会的发展,回应的是人类与社会的需求。现代城市社区中,小区业主大会自主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维护社区的社群利益,推动社区邻里合作和日常化的民主参与,回应社区业主的共同问题和社区的发展需求。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能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提高社区参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回应社区矛盾突出、邻里关系冷漠以及社区参与不足等城市社区治理难题。因此,社会经济成为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剂新良方。     

感官社会下媒介技术风险治理：一种“悬置”数据的批判

所谓“悬置”数据,意味着将数据技术视角暂时搁置,质问网络媒介之上还剩余什么,继而探究当下媒介环境中人之耳目在经历什么。由此发现,网络媒介亦密切关联着与视觉、听觉、触觉有关的感官技术,建构了与人耳目相关的媒介感官环境。因此,当下媒介社会未必只是多样化、加速化、计算化的数据社会,亦是一个不断碎片化、幻象化、感性化的感官社会。在感官技术推动下,感官社会迎来的是透明的、断裂的、超饱和的生活世界,娱乐化、符号化、商品化的经济系统,以及具有竞争性、脆弱性、高度复杂性的公共生活。然而,技术另一面也呈现着人的主体性被蚕食、文化活力与韵味衰减、公共话语失序的技术风险面向。因此,未来治理应树立感官正义理念,及时关怀弱势群体之生存状态,不仅应采用激励型治理模式弥补免疫式商业治理的不足,还应在公共议题下超越传统宣传范式,努力把握共情叙事方法,寻求技术风险治理的创新。     

论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险

从风险、风险社会、科技、科技风险等几个基本概念入手,探讨风险社会和科技风险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及其相互关联等诸多问题,继而进行哲学反思,最后分别从政府、科学家和公众等三个层面进行对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分析。     

自由、政治与市民社会

自由与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从理论上讲,自由的实现需要依靠民主政治来培养和支持,努力确立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从实践上讲,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理论与自由实践的关系,并应用此指导人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超越。     

循环经济视角的和谐社会研究

当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循环经济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共赢的最佳经济模式,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利于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实现基本公平与正义。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理论、制度和科技的创新, 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造血能力。     

现代"消费主义"与经济、政治的同盟

消费主义文化是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景观,是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向往,同时它也是许多人文思想家关注与忧虑的一个焦点.在当代经济运行机制下,经济、政治以及消费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下消费文化存在的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因此,在现行的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试图仅仅在文化领域作细枝末节的改变以消除消费主义是难以行得通的.     

世界风险社会之下的科技风险文化

与世界风险社会相应,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构成要素,它直接来源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科技风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伦理、环境生态等科技风险问题的社会化和全球化,科技风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风险文化。科学技术体系内部及外部科技价值观念的风险化是世界风险社会中科技风险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这种风险化的科技价值观念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模式。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看我国经济民主发展

投资的民主化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标志,这个过程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庸,国有资本的经营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没有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引入法人制度,继而实施政府和其下属国有企业的分权,然后又引入承包和租赁制度,最后采纳公司股份化改造,与此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此时,至少从理论上实现了国有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分离——实现国有资本经营的民主化,它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加紧迫,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和目标——公权力的获得和行使的民主化是经济民主的延续。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科学技术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及其关系

“二战”以来 ,世界政治形势已从过去的军备竞赛与对抗 ,转向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科学技术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方面。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STS关系探析

在生存技术、经验知识和农业社会的互动中,生态文明处于襁褓之中,人与自然原始和谐;在机器技术、理论科学和工业社会的作用下,生态文明尚未成形就走向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而在高新技术、复杂科学与信息社会的交织中,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文明被当代人类所渴求并建构,通过人类自身的技术使用实践,通过生态技术的产业化,STS的关系必将走向协调可持续的良性轨道,生态文明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