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实学与朴齐家的实学思想

朝鲜北学派实学代表人物朴齐家曾先后4次出访燕京,他冲破了夷夏之辨和小中华的传统狭隘观念,系统地总结了北学论思想,提出了从器物利用到思想文化对外开放的主张,以实现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同时提出了发展工商、富民强国的具体措施。朴齐家的实学思想丰富了朝鲜实学的内涵,与嗣后的实事求是实学榫接,其历史地位极为重要。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

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 ,它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 ,这种新的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本末轻重之辩” ,新旧“四民”之辩和“公私义利之辩”三个方面。明清实学家所完成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不但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同时也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祛弊救国到新民强国:小说革命演变的路径

小说史家一般认为近代小说革命始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但实际揭开近代小说革命序幕的是傅兰雅,他倡导祛弊救国的"新趣小说",得到了部分作家的认同和响应,产生了一些较好的作品,近代小说的变化和繁荣始于他发表征求"新趣小说"的光绪二十一年.改良派基于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不满足于改变事,更注重改造人,希望造就具有现代国民素质的"新民",为此提倡"新小说",于1902年发起"小说界革命",并得到积极的响应,理论主张和创作均形成了气候.新小说所蕴含的民主、科学、自由思想,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与诸实学流派的关系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ED6A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社会内部萌生近代文化因素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朝鲜李朝后期的“北学派”肇始于洪大容,他的实学思想具有开创意义,尤其在宇宙自然观方面,为“北学派”实学奠定了宇宙自然观、世界观的基础。他的“实心实学”也受到当代韩、日两国实学界的关注。在“北学派”实学家中,洪大容最先到了中国,考察了京、热、冀、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情、风土文物,最早提出了北学中国的主张,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开风气的作用。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17～19世纪中叶中国实学与朝鲜实学之比较

17～19世纪中叶,在中国和朝鲜先后出现了自我反思与批判之产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实学思潮在中朝两国的兴起、发展及其思想内容,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主张经世致用、舍虚务实、批判专制等;另一方面由于中朝两国国情不同,两国实学文化产生的背景、发展阶段的特点、价值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两国实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及推行过程的差异,两国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本身的自觉要求程度不同等。     

士人伦理的嬗变与道德革命的艰难--试析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观

《新民说》是梁启超 2 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 ,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 ,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 ,力倡“道德革命”之说 ,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生和转型过程中的深在效用 ,直开五四先声。但在《论私德》等章节中又对自己的“道德革命”论进行了自我消解 ,他的犹豫正体现了近代士人伦理嬗变的艰辛。在《新民说》中 ,梁启超始终贯穿了一种道义论的伦理关怀 ,对德育与智育的不平衡发展深表忧思 ,极富现实意义     

王阳明实学思想刍议

王阳明曾经提到过实学之概念,在他看来,实学就是辨义利之学,即去功利而存道德仁义。如此,他的实学观就和我们现今理解的实学观有所不同,王阳明的心学也就是实学,其本质仍是儒学,即以道德仁义来统领天地万物。但阳明实学也为后世实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略论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实践性

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是有其深刻实践背景的。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关注点投放在寻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现实途径上,而不是一味地建构一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正是在对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现实社会实践的深刻剖析中,马克思展现了他的公平正义思想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并由此使自己的正义理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品格。     

“小康新人”的塑造及其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造就既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又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和健康素质的“小康新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目标,同时也是小康社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保证。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嬗变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早期白话新诗嬗变过程中当属一个重要环节.     

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与国家建设话语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国庆佳节,尤其是逢五或逢十周年的国庆节,中国共产党都会通过发表社论与评论文章、举行游行集会与庆典大会、出版纪念图书与音像作品等形式,开展内涵丰富的国庆纪念活动。新中国历次国庆纪念活动,表述了国家建设的境遇、目标、道路和依靠力量等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问题及对策思考

民办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却成为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本文立足于发展民办教育的价值 ,结合我国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现状 ,分析了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考 ,力求对我国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主要问题有比较全面、整体的把握 ,以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践性辩证存在方式与认识的辩证法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以对人的实践存在辩证本性自觉理解为基础的辩证法 ,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应当在以人的实践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中理解认识 ,揭示认识的辩证法。近代认识论是体系主义认识论 ,它热衷于建构绝对化、终极化的认识论体系。现代某些西方哲学家在反对体系主义认识论时 ,却又走向主张解构一切理论体系的相对主义极端 ,否认知识和规则的确定性、可靠性。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认识论都以理论脱离生活实践为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强调认识“贯串着实践”和实践“贯串着理论”的品格 ,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揭示了认识主体间的辩证联结 ,克服了局限于语言交流与释义层面理解主体间性的缺陷 ,为不断发现和发展真理开拓道路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