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鉴于现有风险投资网络研究对其长期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以2000—2018年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流数据构建中国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分析以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全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趋于紧密,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的集聚程度出现上升,但投资方/融资方网络空间结构皆趋于扁平化,存在去中心化趋势;2）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整体上由东部沿海轴线向中西部扩张,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距离衰减特征,网络核心节点城市也呈现数量扩张与权力转移的倾向;3）城市的创业基础水平、风投行业发展水平、金融环境和城市可达性等因素均对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差异化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了多维邻近性、城市经济与路径依赖等多种关键机制在风险资本网络构建与区域资本中心的形成与演变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世界跨国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复杂性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GIS、Pajek、Matlab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构建世界跨国投资网络,考察2001~2012年世界跨国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复杂性的时序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世界跨国投资网络整体遵循“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变化和重组,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互联演变,形成资本从西欧、北美、东亚向北欧、南美、西亚、东南亚流动的格局;② 世界投资网络具有显著小世界性质和无标度特征,无标度特征伴随时间的推移趋于弱化;③ 投资活动活跃的国家,对跨国投资网络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但对强化投资的可达性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受市场等潜在因素的影响;④ 跨国投资结构的复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中枢型投资地、区域型投资地、一般型投资地、孤立型投资地,不同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     

高铁区位对中国异地投资的影响与异质性评价

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下文简称为“高铁”）开通减少沿线企业面临的要素约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促进沿线地区资本流动,影响城市间的异地投资。依托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建投资决策数据,以高铁所引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区位条件变化为切入,分析和评价高铁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连通性提升更快,西部地区可达性改善更显著;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和连通性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2)异地投资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但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3)高铁区位对异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可达性的影响程度大于连通性的影响。(4)高铁区位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异地投资的影响呈现差异性,连通性促进资金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流动,可达性则能够显著提升西部地区及小城市对异地投资的吸引。     

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股权关联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挖掘数字经济网络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10—2020年,长三角各类型数字经济网络呈现等级扩散和节点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网络投资格局整体上呈现投资净流入地区不断扩展的态势,且研究单元从以承接省内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承接省外投资为主。3）认知邻近、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差、二产比重差异、信息化设施差异以及前期网络基础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度邻近、三产比重差异、数字经济企业成立时间差、创新能力差距则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呈现负向作用;地理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数字经济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反映数字经济对信息获取、知识创新与资源整合协作的强烈需求,及其对地理空间约束的突破。     

海航航空网络空间复杂性及演化研究

随着民航业市场改革的推进,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航空网络最为活跃的主体。海航航空是我国最大的股份制航空企业,其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演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海航航空为例,采用拓扑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相关指标,分析海航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海航航空网络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逐渐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征;节点的中心性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介中心性位序-规模的变化速率要明显快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网络的中心性处于下降趋势,即网络内部节点的差异逐步减小;海航航空的枢纽选择从地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海口为核心的网络结构,而其他层级结构尚不明显。     

企业异地投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研究

基于企业异地投资数据构建2003—2018年全球、全国及区域3个空间尺度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分尺度、分时段、分区域等角度分析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长三角存在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特征。结果表明：(1)长三角各尺度城市网络均在持续扩张,且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2)各尺度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呈现出全球>全国>区域的尺度差异。(3)随着时间的推移,嵌入全国和区域城市网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超过全球城市网络的影响,这从城市网络的角度证实了长三角地区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4)城市网络外部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位于核心区域的城市在网络中获益较多,但城市网络对位于外围区域的城市影响逐渐增强。(5)与集聚外部性相比,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城市发展愈发依赖于建立和维持与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能力。     

基于上市企业联系的山东省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省内和省外两个维度构建了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部关联网络呈现出多中心化、网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由以济南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济南、青岛双核心的格局,烟台作为第三极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但边缘城市网络地位呈现“马太效应”。（2）外部关联网络显示山东省已经跨区域建立起远距离、大规模的跳跃式联系。其中,山东省对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的集聚力相对较强,但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辐射力相对较强。城市关联网络形成了青岛和济南双核心的发展模式,烟台的外部关联能力明显提升,其重要性开始凸显。（3）经济水平、创新能力、行政关系及地理邻近对当前城市间内外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省内以行政关系影响为主,交通则成为省外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关键。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多中心性演化特征及创新效应

技术知识多中心性是多中心性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表征,是城市群技术知识生产与合作的空间结构反映,对城市群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运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9年中国293个城市的专利申请和城市间专利合作数据,采用多中心性测度、工具变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19个城市群技术知识多中心性的时空演化特征、类型演替趋势与创新产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形态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演化过程差异明显,形态多中心性总体呈现“降低—升高—再降低”波动发展,而功能多中心性总体呈现“从低到高”递增发展。(2)高形态—高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强,低形态—低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低;分布呈现出形态多中心性多年持续分散,而功能多中心性呈现从较低功能多中心性向较高功能多中心性显著推进趋势。(3)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群形态多中心性与创新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值为0.438;功能多中心性则与创新产出始终保持正相关关系,证实城市间创新合作对城市群整体创新产出的重要性。研究得出的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性发展规律可为城市群创新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研究支撑。     

中国城市间投融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网络联系构建城市网络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往研究多运用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空间位置关系建立企业内部联系,以构建城市网络,缺少从企业间实际联系层面对城市网络的研究。本文利用企业间跨城市投融资关系建立城市联系并探究其驱动机制,为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发现：①2013—2016年全国企业间跨城市资本流动数量不断增加,全国范围内投融资覆盖面越来越广,资本越发集中于大城市。②中国资本流动城市网络基本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以及武汉等城市为重要节点相互联系的空间结构,京深、京沪和深沪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城市联系对。③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联系最为密切,形成的城市网络最为复杂,资本活跃程度高;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联系相对较弱,“核心-边缘”结构分化较为严重。④中国城市网络嵌入在独特的制度环境中,市场和政府作用共同导致了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化。     

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of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Based on development data relating to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CAICPs) from 2003 to 2018,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of CAICPs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he number of CAICPs is increasing.Textiles and apparel,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cessing, trade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re the leading industries chosen by most CAICPs. These parks have pr...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网络视角

基于企业网络视角,利用隶属网络模型,研究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利用QAP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网络整体呈现扁平化特征,城市网络在越来越扁平化的同时等级性并没有消失;（2）从网络联系趋势上看,城市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规模越来越大,但总体联系仍比较松散,且东部发育完善,中西部发育不完善,东部城市对其他地区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3）我国城市网络存在典型的“小世界”效应且“小世界”效应越来越明显;（4）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子群数目越来越多,但是只有少数城市出现在子群中,说明联系大部分发生在核心城市之间;（5）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和生产成本对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差距越小和生产成本差距越大的城市之间越容易发生联系,并且城市网络的发展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当前,“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网络结构研究方兴未艾,而城市内部急需寻找到稳定的网络结构分析框架与形成机制模型。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通勤和休闲两类有向人流网络,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心性与控制力、社区划分、改进重力模型等方法,解析南京内部的人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对空间尺度的分解可以有效识别全域-局域两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南京江南主城的“单极化”发展态势明显,主要表现为江南主城是通勤流与休闲流的密集流入地,且集中了各类型引力中心,兼具地方服务和区域服务功能。② 改进重力模型对全域人口流动强度的拟合效果较好,人口数量和空间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流动,职住比和人均POI数量分别是通勤流、休闲流的方向调节器。重力模型低估了浦口区、高淳区等政策重点倾斜地区的人流集散能力。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网络特征分析——基于功能网络与创新网络的视角

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复杂化,城际关系不断重构,且往往需要通过多方面要素才能较完整地表现出来,但以往城市网络特征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结构分析,且较少考虑联系的方向,对其复杂性的揭示上存在一定不足。以城际人员流动数据与共同专利数据为基础,从功能网络与创新网络的视角,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城市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级发展的网络格局已经形成,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福州、厦门）构成了中心性第一梯队,重要地级市（泉州、温州、赣州）构成了中心性第二梯队,一般节点城市（漳州、汕头等）构成了中心性第三梯队。② 强中心性城市中,厦门、福州及温州存在对其他城市较显著的溢出效应,区域中小城市成了辐射的主要受益者。③ 城市在两类网络中的地位整体一致,局部如赣州、龙岩一致性较差。④ 城际创新合作关系整体上较薄弱且较不均衡,而区域功能网络表现为“整体均衡,局部不均衡”态势。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

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产业案例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知识网络,而对科学家等个人层面的网络研究较为缺乏。以2014—201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为原始数据,筛选出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之间合著论文的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3个维度,探讨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且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网络特征;② 此知识网络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地理邻近性作用明显;③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中会受到科学家自身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呈现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均对知识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

能源投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要的推进内容,也是中国开展周边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的有力措施。基于2005—2021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能源投资数据及联合国投票结果,借助构建的投资风险指数和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探讨了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在中国对外能源投资中的地位尤为突出,新能源领域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的新增长极;②中国对RCEP国家的能源投资格局呈阶梯化和多元化并存之势,遵循着国企领衔、中外合建下滑、绿地投资缓慢的企业进入模式;③RCEP区域整体投资环境显著恶化,政策环境构成中南半岛能源投资长期短板,政治关系恶化严重冲击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能源对外布局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