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基层治理与准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以海南省农场改“居”为例

乡镇等基层政权和村居等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单元,对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乡镇属于正式的基层行政区划,村和社区等则可以被视作准行政区划。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意识到诸多基层治理单元的准行政区划属性,忽略了基层准行政区划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正式行政区划之间的冲突。为此,论文以海南省国营农场改制中新设立的“居”为例,从层级、幅员、边界3个维度分析基层准政区设置的逻辑和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居”是海南省农垦集团化、农场公司化和农场社会职能属地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类典型的基层准行政区划,其行政级别介于社区和镇之间,主要通过政府授权和购买服务等方式行使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居”的准行政区划性质导致其与正式的行政区划(尤其是镇)之间存在层级、幅员和边界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容易导致管理人员晋升通道不畅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体缺位等问题,“居”与所属镇和所服务农场公司之间也容易围绕行政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属地边界产生争端。研究结果对增进理解单位和国有企业转制、探索基层(准)行政区划的设置和优化路径、深化对准政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维尺度重构视角下“双城合并”的过程与机制——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外对尺度及尺度政治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与结构视角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指出政治过程和权力结构的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前提,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权力关系重构是尺度政治的目的和结果。具体而言,尺度化涉及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的大小、层级、范围等结构关系;尺度重构包含由尺度上推、下推、重组,以及上述不同尺度形式构成的3×3矩阵;不同政治主体会采用特定尺度重构策略改变权力关系,并造成一系列尺度关系和合法性的悖论。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方关于尺度和尺度政治的认知差异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新国家空间框架解读中国空间转型现象的再审视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空间转型的主流理论框架,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 NSS)框架已被国内学者应用于诠释中国国家空间重构过程。论文梳理了NSS框架的提出背景、重要概念、主要观点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现NSS框架虽能为碎片化的全球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视角与平台,但却可能因概念泛化且缺乏可证伪性、框架固化而难以捕捉繁复情境、复杂化现象问题等潜在缺陷而引发理论本体模糊。同时,中国存在特殊的国土空间行政结构、政府间关系、所有制安排、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路径,基于欧美背景的NSS框架难以准确解析中国的本地化场景。此外,国内学界对NSS框架涉及的概念术语尚缺乏必要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本土现象的机械化解读,可能导致难以深入探究多尺度国家空间转型的实际过程与底层逻辑,不能实现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学术对话,进而无法掌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间转型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未来有必要重新审视NSS框架的内涵外延,理性解读中国空间转型的实践,力争以本土化实践为基础,构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兼容不同国家的情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展望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旅游目的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空间关系的线性发展需要我们立足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视角,针对线性旅游目的地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完善已有的旅游目的地认知体系。本文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构建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以期建立完整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旅游目的地反馈机制。研究认为：(1)线性旅游目的地是以特定的自然、文化主题为引领,以旅游基础要素的线性延展为基础,以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产品、旅游信息、旅游服务等各类要素主体的流动关系为根本,形成的沿特定方向关联互动的目的地组织共同体与空间连续体,具备关联性、流动性、动态性的空间组织特征。(2)线性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空关系交替演化的结果,具备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既包括时间维度上组织结构线性整合的过程演化,也包括空间维度上各类要素主体集聚扩散的空间优化。(3)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思维与尺度认知为线性旅游目的地关系的建构、关系的流动、空间的生成以及尺度的转换等时空演化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认知框架,而线性旅游目的地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的确立,也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向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拓展与实...     

“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探究

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政治地理思想和实践,对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从先秦至晚清的相关文献中涉及政治地理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为地利(定都、设镇)、地政(治地、安民)、地缘(安边、攘夷)三大主题,对各主题的要点进行了整理,进而探讨了这些思想与西方政治地理学相关概念的关联,并期望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对于本国的传统思想给予更多关注。     

水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与展望

水环境承载力作为衡量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该文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明确了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本质、特征、研究内容及意义。基于力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水环境承载力的表达式,进而提出纳污弹性力的概念,对进一步研究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关系具有实际意义。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平泉县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探讨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指标、技术方法等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应用于县级区划实践。结论如下:1)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前者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后者以调控和规范区域开发行为为主要功能,作用范围更广且作用力更强。2)建立主体功能区划的5个约束性指标,即生态系统弹性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提出"反规划"的区划方法和技术路线,即按照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顺序进行主体功能区划。3)首次对平泉县进行两区划的同步编制,将全县划分为2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和7个二级生态功能区,在此基础上进行4类主体功能区划分,并提出相应的空间管制措施。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中国城市网络研究评述与展望

现有研究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和方法构建并分析城市网络,揭示不同空间尺度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特征和形成机制。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 以中国为背景的多尺度城市网络分析对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具有重要启发;② 强调国家和区域背景,避免了欧美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③ 采用新颖的数据和视角构建城市网络,推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进展;④ 增强了国内地理学界对城市网络和外部联系视角的重视,促进了学科发展。同时,当前中国城市网络研究也面临挑战。一方面,大量研究主要着力于城市网络的可视化和描述性分析,机制分析薄弱,理论创新不足;另一方面,当前研究的数据和方法日益趋同,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未来需要加强方法和理论创新,深化机制和影响研究,并提高研究的政策相关性。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raditionally,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has been stressed as a tool for achie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literature on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also incorporates the importance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while recognizing the continued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associ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with indicator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a weakeni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structures over tim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continues to be importa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operates somewhat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a trend toward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employment growth but with lower levels of income. This suggests that occupational diversity may not necessarily ensure job quality, and hence, the lower levels of income.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中国区域规划的演变与展望

在回顾了中国区域规划发展和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基础上,阐述了在不同时期按不同名目开展的规划内容和特点,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部门间竞相争夺规划空间的现象及其形成的国情背景。在展望未来中国区域规划发展将面临大好机遇的同时,着重就理顺规划体系、调整规划管理机构、制订区域规划法规、增加规划内容、改善空间管治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