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的代际差异性实证分析——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近年来劳资冲突呈加剧态势,各种集体性抗争行动不断增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进行代际差异实证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客观的集体行动参与还是主观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未来自身权益和亲朋好友老乡同事权益受损等不同情境时两代农民工愿意参加集体行动的比例都很高,新生代农民工则更高.这一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以及维利意识较之他们的父辈要强烈,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整体上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和对现存体制内诉求渠道的失望.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受二元体制的限制,在整体上仍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面临就业难、工资低、房价高等问题,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目前,体制外抗争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三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四是要有效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用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五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正常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六是要消除市民的歧视心理,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若干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回应,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必经之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程度还比较低,因此,应合理引导,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管理,公平普惠,切实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鼓励支持,广泛动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业。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心理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探究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理,通过对长三角82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构建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深层次的融入,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企业与社会应强化以员工帮助计划为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长效机制的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落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缺失。要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标准,建立与农民工收入水平联动的缴费标准机制,构建科学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制度,加大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城市化视野的农民工社区融入类型剖析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包括居住于集体宿舍、居住于＂农民工社区＂、散居于城市社区三大类别。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须经历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社会心理层面。前两种类型的农民工社区融入难源于社区的封闭性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自卑心理;第三种类型的社区融入难源于制度障碍、管理模式的弊端和农民工潜在心理的消极影响。对不同的农民工社区融入渠道应按照分类别解决的思路纳入社区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云南省农民工社会保险状况与分析

云南省的720多万农民工已经成为劳动大军中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断重视农民工问题,推出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的方针政策。新政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值得讨论与研究。以这一核心内容在云南省的发展情况为讨论重点,分析现状,提出建议。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问题

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融人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寻找出其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及困境,从而探索由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团体所共同组建的多方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新时期农民工社会保障需要与社会保障管理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各种挑战,他们大多从事高危行业,因而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足加剧了劳资冲突,同时也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应重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妥善管理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自身应该通过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企业也要公平对待农民工。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