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与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有自己的学术史,都有其萌生、发生、发展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约半个世纪,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已鲜明地表现出这一学科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它是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催生的产物,“救亡图存”是其担当的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代际价值观的凸现.与改革开放之前代际价值观尚未成型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在自身的逻辑嬗变中逐渐成型,其嬗变轨迹总的来说经历着以下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代际价值现的痛苦反思时期;20世纪8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历史调整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时期.     

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

以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为标识,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藏族文学不仅向外部世界展现了高原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并在超越个体民族文化的高度上,承担了对本民族成员文化启蒙的重任。20世纪80-90年代,是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民族文化发展求解。这不仅是当代藏族文学区别于内地同时代文学的个性所在,也是藏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场化条件下写作轨迹的嬗变

作为上层建筑的写作，应当适应社会存在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嬗变。入世后的中国，既与世界市场经济结构同步，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写作运行的轨迹，须进一步向市场化嬗变，并在嬗变过程中遵守市场游戏的规则和条件。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严复对近代中国“富强之本”的探索和启示

上个世纪的晚清中国,如火屋漏舟。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严复却与 那些企图仅靠学习西方“声光化电”等富强之术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不同,与急于 将西方富强之政移植到中国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也不同。他认为,要救国救亡,求 富求强,“端的在民”。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淘练力智德全面发展的真国 民。力、智、德三者具备的真国民才是一国富强之本。     

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晚清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单线条的上升和变化过程。这个说法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后人一直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近代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学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题、目标和需求:其一是国家的目标,其二是思想文化的目标。前者表现为对富强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公理的追求;前者的目标是船坚炮利、国强民富,后者的目标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前者体现在魏源的探索和观念上,后者体现在徐继畲的探索和观念上;前者的历史行为是自强运动,后者的历史行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主题的自身成长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从接受视域梳理和考辨唐前“发愤著书”说的嬗变轨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的创作理论,它以情为中心,揭示了儒家"入世有为"的创作精神和"有为而作"的创作原则。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研究者基本上集中在发掘和阐释"发愤著书"理论这一客体自身的文化内涵方面,而忽略了受众群体对这一理论认识和接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从接受视域呈现"发愤著书"理论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而梳理"发愤著书"在唐前的嬗变轨迹。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以阶段递进的方式进行的,其演变轨迹具体表现为由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主义过渡到90年代的保守主义,两者分别是由不同客观形势的推动而形成的,各自都有具体的形成原因、推动力量和外在表现。     

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

20世纪20年代诗歌意象艺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与古代诗歌的意象传统纠结,从传统意象体系中突破,重新审视回应传统的过程.30年代诗歌意象艺术,体现了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艺术的自觉兼容,体现了意象本体建构更全面、更自觉的意识.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意象感性形态向智性形态的现代性变革、意象视域的日常性、都市化的关注、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生成等方面,全面推进了意象艺术现代化的深层发展.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在化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中形成了民族化的现代性特质.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及其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用情志教育和知的教育、生活本身和生活工具等说法来说明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偏好情志教育(即生命教育)。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他在思考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受到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认识到教育即生命,把生命的教养看作乡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把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放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可以发现他对教育观念的思考走的是一条生命教养的道路,预示着超越启蒙与救亡范式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超越。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伊斯兰世界: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民族因素分析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多在伊斯兰世界出现,除了有西方霸权主义这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一定的宗教民族根源:恐怖主义者曲解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意识,为其暴力倾向提供理论依据;伊斯兰教现实中教派林立、政教合一,容易给恐怖主义提供生存的空间;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合法斗争途径被堵塞的现状,容易为恐怖主义者利用。但"国际恐怖主义"绝对不等同于"伊斯兰主义",只有当西方放弃对伊斯兰世界的霸权主义政策,伊斯兰教得到全面理解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根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民族根源。     

严复教育思想述论

严复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且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形成独特教育思想。他提出的教育救国、“三民”教育、女子教育、建立新型教育体系的思想,在当时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论实事求是的过程性

过程性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特征,这是由诸种原因所决定的。其中,认识主体的内部矛盾是过程性的主体性原因;认识客体的复杂性是实事求是的客体性原因“;求”的深刻内涵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性原因“;是”的质的规定性是实事求是的目的性原因。     

唐代乐人音乐传承方式考述

乐人是唐乐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其音乐传承方式是唐代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大致有家传、师承、家传兼师承、以及梦授说四种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传承方式的考察,可以了解它们在唐代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南北音乐、胡乐与中原音乐、宫廷音乐与地方音乐的交流和融合,还可以更好地认识梦授说这种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构筑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体系,将水库农村移民的生产生活风险降到最低已愈显迫切;可借鉴大中城市的社会保障模式,引入市场机制,突出社区的作用,走水库移民的社区化保障之路。作者运用农村社会保障理论,提出水库农村移民社区化社会保障模式,对其模式设计以及国家在构筑水库农村移民社区保障体系中的责任进行了深入探索。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现代汉语肯否连动句式考察

现代汉语中,像“坐着不动”这样的连动句式,不仅具有与一般连动式不同的结构特点,其语义特点和语用功能也具有明显的不同。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逻辑先后的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