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巡幸与京洛唐诗之路

京洛唐诗之路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诗路之一,与其他诗路相比,这条诗路的政治性更强。唐代两京制的实行,使得洛阳一度跃居于与长安一样的政治地位,初盛唐的多位皇帝频繁地往来长安、洛阳。皇帝两京巡幸的路线大体与两京驿道走向一致,不过因驻辇长春宫改道同州,开拓了京洛唐诗之路的路线版图。巡幸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在京洛唐诗之路上,皇帝与扈从官员留下了纪行、咏怀、怀古等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政治性较强,是京洛唐诗之路的宝贵成果。     

基于浙东“唐诗之路”的剡溪山水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剡溪山水文化是＂唐诗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的是,＂唐诗之路＂是诗词之路、文化之路,它对于人文研究、人文旅游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利用＂唐诗之路＂剡溪山水文化资源极有现实性,让＂唐诗之路＂尽快从学术研究层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产品,开发出：文化生态、修学、科考、宗教、节庆等剡溪山水文化旅游产品,增强剡溪山水文化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国内外游客更真切地领略这条古代诗词旅游热线的魅力。     

唐诗之路视域中的刘禹锡

唐诗之路与唐代诗人是相互依托、相互成就、相互辉映的。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揭示代表性诗人与这条蕴含着多种政治元素和文化基因的道路之间的交涉与互动。在唐诗之路形成与固化的过程中,中唐诗人刘禹锡是功不可没者之一。他一生命途多舛,因屡遭迁谪而与唐诗之路结缘殊深。一篇篇华章便伴随着他跋涉唐诗之路的脚步适时而生,又反向滋润与丰富了这条道路,赋予其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而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勾勒与融合,赋予了这条诗路横亘千古的生气,使它变得鲜活、明媚与生动。     

“河朔唐诗之路”研究——兼论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

中国文化丰富的区域性决定了全国各地必定存在不同风貌、不同价值的“唐诗之路”。以幽州为中心,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与燕山南麓通往东北边塞的道路,构成了地位举足轻重、具有突出自身优势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河朔唐诗之路”。河朔诗路拥有数量众多且分布密集的诗人行迹与创作、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并且串联起博陵崔、范阳卢、赵郡李等文化望族,是为唐代诗坛输送诗人最多的诗路之一;河朔唐诗与陇右唐诗分别承载着唐代边塞诗的东西两极,共同成就了盛唐边塞诗这座诗史上的高峰;慷慨悲歌的河朔之风为唐诗注入了贞刚之气和独立不屈的人格精神,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和唐诗高潮的到来。     

论唐诗中的“灞桥”和“津桥”

"灞桥"和"津桥",在唐两京占据"边界"和"节点"的地理位置。因其重要的交通意义和独特的人文风物,二者常触动唐人的"诗思",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常见意象。灞桥是唐人东出长安的"关口"和"门户",灞桥飞絮的自然风景和折柳送别的传统习俗,决定了此地宴饯常盛及相关送别诗感伤悲戚的情感特征和美学色彩。津桥是洛阳城南北往来的"焦点"和"核心",唐人津桥所望和所写,展示了洛阳的城市形象和个体的生存感受。因洛阳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变迁,唐人的津桥诗体现出东都"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的变化特点。二者在唐诗中所体现审美意境的不同,折射出长安和洛阳之间首都地位和陪都地位的差异,以及事功文化和闲适文化的差异。     

唐诗视野下的唐代民俗生活略论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前学界多集中于唐诗本体来观照其审美价值,忽视其背后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唐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唐代物质生产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游戏娱乐等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唐人生活的又一面镜子。     

唐诗中的“凤凰台”

凤凰台是南京著名古迹,其故址在南朝都城建康,因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而声名远播。由于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凤凰历来被视为祥瑞,所以建有凤凰台的地方亦非一处。唐代以后,文人题咏凤凰台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凤凰台作为南京的六朝古迹,在历代各地的凤凰台中影响最大。江苏省的文史工作者,尤其是南京市的文史专家,有责任加强对凤凰台的研究。令人振奋的是,南京最近在探索凤凰台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从唐诗看唐代妇女的婚姻生活状况

唐代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受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其中，有很多是描写妇女生活的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的婚姻生活状况，从而对大唐盛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唐诗中的胡姬之“姬”

唐诗对来自西域的异族女性进行称呼时,大都使用“胡姬”一词,而“姬”字从其作为姓氏本源上来讲,是与古代西北地区的异族有关的;同时,“姬”字所蕴女子貌美而赋才艺之意,恰好能表现出西域各民族擅长歌舞技艺的特点。     

唐诗“绝唱”刍议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不少文学作品曾经被批评家誉为绝唱,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此为切入点,搜集了从宋至清的众多诗学批评文献,发现共有284首唐诗被誉为绝唱。这些诗歌由78位诗人创作,其中杜甫以73首独占鳌头。唐诗中绝唱最多的三种诗体分别是七绝、七律和五律,这与创作基数、诗体地位及社会功用有关。基数越大,地位越高,功用越强,绝唱数就越多,反之则少。唐诗绝唱按题材可分为19类,其中山水田园类、家国兴亡类和咏物类最多,这与唐诗的文体特征及所取得的成就相吻合。284首唐诗绝唱由113位批评家评出,其中明、清两代的诗评家贡献最大。正是他们的绝唱之誉,扩大了这些诗歌的影响,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唐诗中的“裙”刍议

唐代的女裙工艺精美、色彩艳丽,形成了独特的"裙文化".反映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以"裙"为词根的复词,极富时代特征.文章以<全唐诗>为主要语料库,对唐诗中的"裙"和以"裙"组成的复词进行了考察,并以不同形式的"裙"为分类依据,将之分为八大类,对裙复词及裙文化做了相应介绍.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浅议唐诗论中的“势”

“势”是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在唐诗论中,“势”这一概念出现频率较高,含义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唐诗论中“势”的分析,认为“势”首先是指诗歌创作中意象展开、组合的一种方式,其次,“势”也指意象之间内在的规律及其所呈现的态势。     

根据46种唐诗选本统计出的唐代著名诗人

以选本统计的方法,选出唐代主要诗人448名。并列出其中著名诗人名单及主要统计结果,以供学界相关人员参考。     

唐诗“老菜子”典故探析

老莱子是先秦的道家学者,汉代的“老莱子”故事衍生两个支流：一,老莱子是古代楚国的隐士;二,老莱子是“戏彩娱亲”的儒家孝子。唐前诗歌的“老莱子”典故都用隐士含义,唐诗的“老莱子”典故大多数用孝子含义。这一现象彰显了唐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与推崇：唐人借此典表达对归家省亲的渴望之情;表达“忠先于孝”和“忠孝两全”的忠孝观念。     

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

唐诗学的百年行程,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界,将它大致区划为前后两个段落.前段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唐诗学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后段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经历曲折变化并继续出新的时期.两个阶段之间有衔接,也有断裂,而贯通其间的主线依然是观念的更新.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王士祯、翁方纲唐诗接受思想合论

与明代诗坛完全为宗唐风气所笼罩不同,清人常徘徊于宗唐与学宋之间,纠结于性情兴会与学问根柢合则双美的企盼中。王士祯是唐诗神韵论的倡导者,其早年的"谈艺四言"持兴会神到与学问根柢并重的观点,至晚年编《唐贤三昧集》等系列唐诗选本,则大力标举王、孟诗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清空淡远境界。以王士祯再传弟子自居的翁方纲,由追寻唐诗"三昧"下一转语,将以王、孟那种冲淡空灵的诗之神韵为宗,改为以李、杜雄厚高浑的诗歌神理为本。对学杜的重视,使他由独尊唐诗改为宗唐祧宋,形成了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的诗学主张,在强调"诗至性情"的同时,开以学问为诗和以考据入诗的风气。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主要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它们在以音乐服务于朝廷的职能之外,还兼有汇集和传播唐代诗歌的作用,它有助于诗人传名,鼓励诗人努力创制合乐诗歌,并为唐诗的后世流传奠定了音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