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朝鲜卓越的理学家,朱熹理气哲学的追随者及倡导者.他开展了孟子的“德之四端说”,以其为理之发用,因此乃是纯然善的;然而,程颐、朱熹言“人之七情”是气之发用,可善可恶.虽然退溪肯认气随理发与理随气发,但是无论在那一方面,他都坚持其观点反对奇高峰的批评.奇高峰认为,人之四端七情皆导自人之理气合一的本性,同时为理气所共发.     

论朝鲜性理学史上的三次论辩

在朝鲜性理学的发展史上发生过诸多论辩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无极太极论辩”、“四端七情论辩”以及“人物性同异论辩”。各个时期的朝鲜性理学学者 ,围绕上述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些论辩的依次发生 ,又使朝鲜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论辩的发生 ,同时也反映了朝鲜性理学学者们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再辩“四端七情”理气论

李退溪在总体上继承朱子理论的同时,以“理气”论“四端七情”,提出了“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把“四端七情”问题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终极意义上着重论证了四端与七情的差异,其思想本旨在于对“理”的透彻理解和充分的实践。退溪对“理”的穷究,是为了要凸显人道德的主体性,希望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理学转向及其意义管窥──论两宋至明中叶理学的逻辑发展

明中叶以来,理学发生了转向。其“理气”论从理主气从、理本气末、理先气后转向气为本;其“格物”论的伦理意涵逐渐弱化,而表现出重视科学探索、习行致用、实事实功的倾向;其心性论由扬性抑气、化情从性、以道心宰制人心向自然人性论发展。气论、格物论、心性论的转向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修身到经世、从崇德到重情的转向,因而使社会思想得到了启蒙和解放。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李睟光性理学思想内涵

李睟光将他所接受的程朱性理学称之为"道学",所以现以中国"道学"的名称、体系及其思想内容为依据,揭示李睟光"道学"思想的蕴涵,建构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朝鲜李睟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睟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在朝鲜哲学、文学研究领域,都公认为李睟光是朝鲜17世纪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其中选取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地予以商榷,并认为李睟光的这种"实学思想"是在对"性理学"的批判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李睟光对自己学问观--"性理上说"的概括与总结的相关资料,来求证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对"性理学"作出过批判,而且是"终生操守"性理学"观,所以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依然属于宋明性理学的范畴而非"实学"思想范畴.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栗谷性理学的核心。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栗谷思想是对朱熹和退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东亚学术发展史上,理学宗师朱熹对理气问题作了周密、完整的论述,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在继承朱熹理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而栗谷的理气思想则是在继承这两位前辈学者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传承中的背离与融合——退溪诗与天人合一思想研究

退溪诗论以其性情论为哲学基础,诗歌作用于性情,使人心于动静之际,窥天理之流行,契天人合一之境。其诗歌实践既有"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表现为理学家对理、对天德彝伦的本原性质的思索,美的形式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循此进入道德审美境界;又暗合于道家崇尚自然的文艺思想,表现为道家对自然的亲近之情,景与意会,获得自由赏适的、感性的人生乐趣。     

精心刻镂自铸新词 --许筠《思旧赋》意旨探微

许筠(1569—1618),李朝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旧赋》模拟向秀原题作品,情感基调、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基本相同,然而两赋意旨迥异。许赋直抒胸中愤懑之情,表达了由仕而隐,与统治者彻底决裂的人生态度,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朝鲜李朝后期的“北学派”肇始于洪大容,他的实学思想具有开创意义,尤其在宇宙自然观方面,为“北学派”实学奠定了宇宙自然观、世界观的基础。他的“实心实学”也受到当代韩、日两国实学界的关注。在“北学派”实学家中,洪大容最先到了中国,考察了京、热、冀、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情、风土文物,最早提出了北学中国的主张,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开风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