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

《中国的司法改革》体现着中国对于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展现了司法改革所享受的优厚的"政治待遇"。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司法改革纲要的目的是规划和部署未来的改革,发布司法改革白皮书的目的则是总结和展示既有的改革成果。对某项工作的总结、展示固然重要,而对未来的规划、部署会更令人兴奋不已。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的发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司法改革的规划更加重要,因为它第     

研究国际司法准则 推进中国司法改革──评介《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需要从多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就是为实现"依法治国"而进行的实际努力。如何推进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这是摆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陈光中教授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合作,共同撰写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就是试图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确立座标,进一步向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靠拢。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谓"联合刑事司法准则",是指由联合制定、认可或倡导的,要…     

近代法学期刊:司法改革的“推手”

近代法学期刊最主要的宏旨之一就是关注司法改革,倡导司法改革,反映司法改革成果,进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描绘司法改革图景的平台,预测司法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司法主权的捍卫者,重大司法问题的诊治者,堪称司法改革的"推手"。从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每一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发轫,都离不开法学期刊的宣传和鼓吹。法学期刊从学理到实践,对司法改革问题及时加以讨论,对厘清改革思路、探明改革方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其保存下来的大量近代司法改革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法律近代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值得深入挖掘利用。     

司法改革的理论论争及其启迪

要解决中国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就必须对各种司法改革理论进行合理定位。在中国司法制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家的实质正义司法观、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国情论四种主张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体用之争相对淡化,儒家的实质正义司法观经常显现出现代价值,而国情论与西化论之争则成为司法改革理论交融与碰撞的主要"对手"。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的各种理论论争主要体现为:特色道路与普遍价值之争、群众路线与精英职业化之争、体制内的司法改革主张与超越体制的司法改革主张之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争。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司法改革的理论论争对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司法制度的改进需要与司法理论的现代化相结合,司法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但又不能故步自封,应坚持渐进原则,同时以复杂共识理论作为指导并需要与中国人的实质正义心理追求合理衔接。     

法治中国视域下的司法体制改革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是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总目标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司法与外部环境关系改革以及司法自身运行机制改革。外部环境改革主要解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司法自身运行机制改革主要解决司法权力运行的公正高效问题。下一步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主要解决司法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实现司法去"五化":去地方化,强化独立的司法制度;去行政化,遵循司法规律;去封闭化,提升司法公信力;去模糊化,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去循环化,提高司法效率。     

“关系文化”中的司法独立

法治的实现要求法律权威在社会的确立,这离不开高效、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改革在中国的推行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抛却其他因素,司法体系同样置身与中国庞杂的关系网络.因此,此种"关系"的切断尤为重要,应加速法官的精英化,推进程序正义的实现,规范司法职业伦理以加速司法改革的进程,从而以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带动观念的变化.     

评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

作为一项建国以来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重大的一次统一少年司法改革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所创造的机遇与风险并存。从改革的总体方向而言,其少年法庭的"非刑事化"、独立化的目标符合各国少年司法改革的经验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特性要求,也有着稳定少年法庭机构与队伍,推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制进步的意义。但从改革的思路与具体设计来看,过于"跳跃式"地扩充受案范围,可能会造成少年法庭失去特性、脱离少年司法传统,以及限制地方少年司法探索等风险。     

司法政策与信息

5月28日,亚太司法改革论坛圆桌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景汉朝率团出席会议。景汉朝在会上作了"中国司法程序改革的新进展"的演讲,从推进司法民主、坚持司法为民,完善诉讼调解制度、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执行程序、     

当前我国司法便民改革的法律分析

本文在对司法改革的便民化潮流进行经验揭示的基础上,重点对当前我国的司法便民改革作了实证分析,并以此为前提,对其动因及缺憾与不足进行追问,对深化改革之路进行探寻。文章认为,司法便民既是一种司法观念,也是一项司法改革运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司法改革的便民化浪潮业已形成。我国当前的司法便民改革热潮是世界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动因。中外司法便民改革有着不少相同与相似之处,但改革的背景显然有着较大的区别。当前我国司法便民改革的不足在于:"司法形式主义"与"当事人便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处理不佳、在吸收人民司法便民传统的过程中"扬弃"不够、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未能注重制度环境和社情民意差异所造成的区别构造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继承历史上的便民传统与学习他人便民改革举措,其根本目的依然是要实现法制的现代化。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试图依托后发优势寻求捷径的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     

中国司法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

中国的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会影响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利益,同时也受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影响。组织研究的学者把这些个人与团体视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果将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中来,则应将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视为两个大型组织,并把司法改革看作这些组织的重大行动目标。依据相关理论,中国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的诸多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区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又包含核·心利益相关者与非核心利益相关者。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中的司法人员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根本利益受司法改革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日常的岗位职责直接影响司法改革的落实。对全国1748位检察人员的问卷调查表明了司法人员对于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本轮司法改革的基本立场。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部分改革任务的困惑与质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因改革走向不明朗所产生的不安。而在表达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司法人员与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一样,会选择以沉默或者"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应对。这导致优秀司法人才与社会精英的进一步流失,进而对改革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不能有效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的境况,正是司法改革"组织约束"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使本轮司法改革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借鉴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决策的"阶梯理论",为如何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有效扩大利益相关者合理参与司法改革决策,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