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为探究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模型等,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 GIS 9.3软件平台综合分析鄂尔多斯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变化,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4年,鄂尔多斯市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提速缓慢,各旗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空间协调度大小有明显变化,协调等级呈现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等协调和良好协调,人口与经济基本保持原有协调关系;预测结果显示:到2025年地区协调度将达0.574,整体将发生初等协调向中等协调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实现同步发展。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从而得到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11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类别和类型。分析得出: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情况依次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类—初级耦合协调类—中级耦合协调类—高级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型依次为经济滞后型—人口滞后型—生态滞后型。最后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并根据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

城市韧性是新兴的研究话题,其实质为城市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三维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2000—2015年珠三角城市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2000—2015年珠三角各市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韧性水平持续降低,两者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基本协调向基本失调下滑。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增的圈层式格局。从生态韧性子系统对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的作用来看,规模韧性主要起反向阻滞作用;形态韧性的协调影响力主要为正向,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密度韧性的正向协调影响力持续下降,且在低于零值后负向增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严守三区三线、适应生态承载力、合理布局城市绿地等方法提高生态韧性,是未来珠三角实现城镇化与生态韧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中亚地区土地与人口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其土地与人口城镇化间的协调发展不仅影响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基于中亚五国首都2000—2019年城市土地和人口数据,采用城市扩张模式指数、人口集中指数、等扇分析法和空间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1）从空间演变特征看,中亚五国首都城市土地扩张模式类型主要以蔓延式为主,扩张模式指数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人口集聚特征上,阿什哈巴德人口集中度呈上升趋势,杜尚别和努尔苏丹呈下降趋势,塔什干和比什凯克的人口集中指数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2）从空间增长趋势看,比什凯克、阿什哈巴德和努尔苏丹城市土地与人口扩展方向基本相同,塔什干稍有偏差,杜尚别差异较大。（3）从耦合协调特征看,塔什干土地与人口间的耦合性和协调度都偏低,其城镇化协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杜尚别和比什凯克耦合性较好,但协调度变化较大,处于波动阶段;阿什哈巴德和努尔苏丹协调度较高,处于稳定阶段。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② 自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③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是协调水平高低不同;④ 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     

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

以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以江西省9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法（GRA）,选取人口系统6个指标和经济系统5个指标,构建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定量评判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关联耦合程度,并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耦合度相联系,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县（市、区）可以划分为低水平耦合区、拮抗型耦合区、磨合型耦合区和协调型耦合区等4种类型。全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拮抗类型为辅。耦合度分布基本上符合南、北空间分异的规律,空间分布呈现“+”字型,以浙赣线为横轴,昌九线为纵轴,交汇于南昌市。在时间序列上,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逐渐由低水平时期向拮抗阶段过渡。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及影响要素

在海洋经济质量转型之期,基于“认知—评价—建构—优化”理念,界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通过中心-引力模型评价分析2000—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模型,识别影响其空间特征的相关要素,并根据要素作用程度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①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呈“核心—圈层”结构,形成以大连为“领头雁”的雁阵式相互继起模式;“钻石型”引力流结构促成辽宁沿海地区集中化连片发展格局;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主要受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海洋资本、海洋基建和海洋产业结构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顺流机制,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成为影响辽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圈层空间集聚效应的关键流;海洋人才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逆流机制;③ 通过路径作用程度的象限划分,提出强化大连中心地职能,针对腹地城市定位及资源禀赋条件提出调控措施,推进沿海区域协调与一体化进程。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研究

以东北三省17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同城招聘、携程、去哪儿、途牛、58同城租房网、赶集网、居安客、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12个网站的网络关注数据为样本,运用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吸引力度测算模型,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和核密度测量方法,测出东北三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的等级特征、类型特征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不同,城市规模越大,其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就越高;相似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总体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都表现出较高的城市首位特征和明显的长尾特征;②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极度耦合、高度耦合、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的城市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2.26%、7.91%、24.29%、65.54%;各省间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差异较小,差距不明显;人口流动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63.85%、17.51%和18.64%,省际差异明显;③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空间特征表现出等级性、集聚性、洼地性特征,耦合协调性的区域分布特征,不仅与这些地区的区位有关,也与该地区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西南边疆山区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边疆山区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2011年各地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并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区划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辖区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地市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浙江县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以浙江省69个县域为分析对象,选取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重构“四化同步”和居民幸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ESDA、耦合协调模型和GWR模型等方法,对浙江省区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以及形成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2005~2015年,“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居民幸福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展现了“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演进趋势,空间集聚的强度以倒“V”型变迁。已形成由杭州湾为核心的连绵区域,不断向外扩散最终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双核心分布的热点区域,浙西南散点分布的冷点区域。“四化同步”演进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影响因子作用强度自信息意识、市场机会、居住环境、经济机会、文化价值和开放共享依次递减。     

东北地区玉米低温冷害气候和经济损失风险分区

分析了东北地区玉米低温冷害发生的热量条件、发生频率、风险指数和风险概率,用冷害气候风险评价指标将东北地区划分成高、偏高、中等、较低和低风险5个玉米低温冷害气候风险区域。考虑到冷害气候风险和玉米产量和面积比例等农业生产结构因素,建立了玉米低温冷害的气候—灾损综合风险评估模式,并将东北地区划分成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较低风险和低风险5个玉米低温冷害灾损综合风险区域,并指出各区域减缓玉米冷害风险的技术和战略措施。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和中部低温冷害灾损风险较大,吉林省西南部和辽宁省大部风险较小。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